良知、公知与私知
长沙杨飞
昨天我在微博上对某村支书被杀说了几句话，随即有人留言说：你是公知吗？
我已经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了，这里集中回答一下：我不是公知，我是私知。
在维基百科上，所谓公知（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其定义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
虽然我喜欢写字，但我不属于此类。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算作私人知识分子（私知）。写东西是我的个人爱好，我对公共事务并无兴趣。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时候怎么也想不通的事，拿笔写写能帮助我理清思路。
我的个人网站上有几十万字，都是多年来的自娱自乐，基本无人问津。一直到2013年7月，学校通知我不予续聘，原因是我没有完成科研任务，我一时没想通就写了一篇八千字长文，《致工管院的朋友们及湖南大学教研同仁的一封信》。没想到这篇文章突然在微博上炸了，三天转发三万多次，引来了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十几家媒体跟踪报道。
接下来我的一些旧文也不断被人挖坟，比如《和大学生朋友们谈谈我对毛主席的个人看法》，后来也被转发近万次。很多粉丝就把我归入公知行列，其实这也是误会。这篇文章是几年前写给我的半个女朋友看的，她特别崇拜毛，我实在顶不住了。
最近几个月阅读量近百万的《深度分析|为什么我们不能访问谷歌》也是一样。作为一个写作人，谷歌搜索和维基百科是我写作的左膀右臂，现在双臂皆残无法工作，有关部门又不说明具体原因，我只好自己写了个调查报告。
综上所述，我写作主要是个人原因。虽然是个人目的，但为了不让人笑话（以及至少要能说服我自己），在写作中我一直坚持两点，一是论据要实，不可编造；第二是不能有明显的逻辑错误。这两点并不新鲜，“有理有据”是写作的基本要求，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当然，每个写作人的情况不同。有些人写字不是为了兴趣而是为了生活，给钱就写，逻辑和证据暂时管不着。像以前在邮局代人写信，或者代人写状子，都无可厚非。但如果是写公共文章，比如说记者收别人的钱写软文，这就比较可鄙了。
作为兼职摄影师，我很少看大陆中文媒体的评测文章，因为收钱唱赞歌的软文太多了。这些作者都打着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公正评论的幌子，为了一点小钱就去坑蒙拐骗初学者，说白了这和那些医托药托没有什么区别，我暂且称之为“文托”吧。
“文托”当然不止相机和电子产品圈子。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到处充斥着类似的各种托文，比如自行车（比汽车）污染严重，比如只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比如民主宪政是毒草，还比如人工养殖带鱼的世界级发明，看得人瞠目结舌。自媒体圈子也是一样，各种托儿层出不穷，“八点二十发”之类的笑话比比皆是。
人民群众对这些“文托”是痛恨的。大家痛恨的不止正文作者，还包括各路水军。这些人也是一样的，只要给钱，那就全无底线，五毛钱就干，薄利多销，把好生生的论坛和贴吧整得乌烟瘴气，所以网上才有“拿钱发帖死全家”的呼声。鄙人对此完全赞同。我一直认为当水军写枪文是某种受贿兼诈骗犯罪。
真正的知识分子贵在独立。如果谁给钱就为谁唱赞歌，那还不如直接卖身爽快。不过话说回来，写作人也要吃饭，总不能喝西北风。我理想中的职业写手应该是这样的：他所有的作品都没有版权，全都免费提供，读者诸君如果喜欢就打个赏。街头耍刀，看官赏钱，此事自古如此。本文的最后你可以看到，我本人并不拒绝任何捐款，但我的底线是任何赞助人都不得干涉我的创作。这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我拿了你的钱最后还可能骂你。时事批评乃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但很多时候我们却能看到不少反面例子。中国文学家的代表郭沫若同志曾赋诗赞美江青同志为“旗手”；中国科学家的代表钱学森曾撰文赞扬大跃进亩产万斤；当代文豪余秋雨同志则“含泪劝告”失去儿女的灾民不要申诉，以免耽误国家维稳。基于篇幅的关系，以人工养殖带鱼著称的网络文学家周小平同志，其语录我就不列举了。
要说公知的话，很少有人比上面这些同志的名气大。鄙人才疏学浅，不敢与公知为伍。作为一个私知，我的涂鸦纯属业余爱好。如果碰巧我的文字您也喜欢，我也会很高兴，分享乃是快乐之本。长话短说，无论私知还是公知，打字的时候都应牢记两点：是否论据属实，是否逻辑有误。一句话：你的文字是否对得起对得起自己的良知？
杨飞，
2016年11月16日，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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