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封面
《延安日记》|新四军与日军的秘密和谈
长沙杨飞
众所周知，重庆政府曾经和日本政府谈判。这个代号为“桐工作”的谈判在1940年底最后破裂，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蒋介石认为日本必败，于是态度更加强硬，拒绝了日本方面提出的任何谈判，铁了心抗战到底。
蒋介石曾指示重庆政府和日本人谈判，但很少有人据此指责蒋介石是汉奸。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谈谈打打，此事自古如此。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谈判有史料为证，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共产党私下与日本最高统帅部和谈，这事却少有人知。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封面
中国大陆官方对此事没有任何提及。我查了一下，网上对此事的讨论大多基于《延安日记》一书。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作家萧军所著的那本《延安日记》，而是苏联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所著的《延安日记》，此人当时是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他用日记记录了1942年5月到1945年11月间在延安的见闻。
弗拉基米洛夫生前并没有公开这本日记。在他去世之后，1973年该日记由其子弗拉索夫交给莫斯科文学通讯社出版。美国双日出版公司1975年出版了弗拉基米洛夫日记的英译本《The Vladimirov
Diaries》。1976年台湾国联出版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书名为《延安日记》。1980年，北京现代史资料编刊社印行了简体中文版。2004年3月，东方出版社将此书纳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注明“内部发行，仅供研究”，英文版中的照片均没有收录。
《延安日记》全面记录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包括延安整风、中共七大以及中共与苏共、美国驻延安观察组之间的交往。这本日记还披露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根据地种鸦片换取经费的情况。这些其实都不新鲜，
坊间多有报导。《延安日记》引起各方广泛关注是因为它披露了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在抗战期间秘密保持联系的事实。原文摘抄如下：
“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人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谈判是日本人发起的。日军统帅部先与新四军联系，要求和谈。新四军领导人觉得此事重大，不敢自作主张，于是向延安请示。延安指示可以谈，于是双方开始具体接触。中共方面负责执行的有四位同志：饶漱石、潘汉年、曾山和扬帆。
饶漱石当时是新四军政委，建国后任华东局书记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潘汉年长期负责中共华东局情报工作，建国后任上海市副市长；扬帆是新四军军法处处长，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曾山曾是中共东南局副书记（书记是项英），建国后任商业部部长、内务部部长。
八卦一下，曾山是前常委曾庆红同志的父亲。
对于《延安日记》所叙述的情况，延安种植鸦片等等可能确有其事，但毛主席指示新四军与日军和谈一事，我个人觉得并不十分靠谱，毕竟这只是苏联人的一面之辞，是个孤证。直到两年前找到了中共官方的辅证，我才相信新四军确实与日军曾经私下和谈。
这个辅证严格来说并不是官方的，它只是个人回忆录，但是刊登在公安部网站上（公安史话栏目），标题是《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这篇回忆录的作者是孙宇亭，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是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联络员。
公安部网站截图
根据孙宇亭的叙述，1966年文革开始后，造反派揪斗内务部部长曾山，说他是汉奸叛徒。曾山辩解说，和日军谈判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授权的。造反派们当然不会相信。这事要查清楚其实很简单，既然当时有电报请示，去查一查档案就知道真相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指示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具体调查，经办的是孙宇亭和内务办公室赵雪瀛。他们俩来到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查阅抗战时期的中央电文，最后找到了与日军和谈有关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亲笔签名。
曾山汉奸案查清楚了，完全是子乌虚有，他只是执行延安的指示而已。谢富治和严佑民将调查结果报告了国务院，没想到惹来大祸。中央领导人xxx勃然大怒，说此事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谁干的，必须严办。由吴法宪和谢富治负责此案，查阅党中央电报的当事人全都被查办，经办人孙宇亭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签字同意查档的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1968年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四年后才放出来。
查阅档案这事是孙宇亭打的报告，严佑民签字同意，副总理谢富治本人也签了字，不然中央档案馆也不可能让孙宇亭查阅并抄录党中央的历史电报。谢富治为了脱离干系，让工作人员把他的签名从孙宇亭的报告上剪下来并当场烧掉。机密档案就这么私自处理，让人瞠目结舌。
我个人观点，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新四军与日军谈判也在情理之中，算不上国家机密。只有一点，新四军绕过重庆政府直接和日军南京总部谈判，多少有越级之嫌。毕竟在表面上，新四军也是受重庆中央政府指挥的（新四军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还有一点，和谈发生在1943-1945年，这多少有点不应该。那时候抗日战争的局势已经基本明确，日本人显然打不过美国人，最后战败只是个时间问题。重庆中央政府都已经拒绝与日军谈判，这时候新四军却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与日本人和谈，相当令人费解。
新四军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隐蔽发展”，抗战八年从1937年的1万人发展到1945年的30余万人，扩军速度惊人。但有一个问题，新四军发展到这么大规模，八年抗战却和日军没有什么恶战，没有值得一提的战例。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基本称得上与日军和平共处了。
如果一定要说新四军的战例，最著名的当属皖南事变。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约9千余人在叶挺和项英的率领下向北转移，1月6日在皖南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副军长项英战死，军长叶挺被俘。
一时震惊中外。蒋介石随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蒋介石之所以对新四军痛下杀手，直接起因于1940年10月的苏北黄桥之战。新四军从1937年开始快速扩张，和其他抗日部队的地盘冲突不断。在黄桥之战中，七千新四军在陈毅和粟裕的指挥下主动出击，以少胜多，打垮了同是抗日部队的国民党韩德勤部3万余人，其中第八十九军几乎被全歼，军长李守维阵亡。
黄桥之战是新四军在抗战中发起的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新四军此役的进攻对象并非日军，而是参加过徐州会战的抗日将领韩德勤的主力部队（韩德勤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新四军赶跑了韩德勤，占领了黄桥，但没多久就撤出，黄桥随即被日军占领。重庆政府对此极为震怒。
老杨认为，抗日军队兄弟阋墙，死伤惨重，实属悲剧。先有黄桥之战，后有皖南事变，很遗憾新四军这两个著名战例都属于内斗，与抗日基本无关。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难免挂一漏万，请不吝指正。
杨飞，
2015/9/28海阳初稿，
2016/8/20长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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