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狗大战|说说记者采访那些事

老杨作品

人狗大战|说说记者采访那些事

狗咬人不是新闻。很多高校师生对任务论文一肚子意见，饭局上甚至拍桌痛骂中国狗一般的教育体制，但公开场合谁也不做声，任狗撕咬，撕得漂亮了还会帮着叫声好。这可以理解，如若不顺从那条恶狗，房子和车子、太太的新衣服和孩子的进口奶粉该从何而来呢？

很多事也都一样，骂归骂，干归干。考驾照的时候很多人默默送过香烟，医院手术前很多人都默默递过红包。错都在万恶的潜规则和体制之狗。它天天咬人，所以不是新闻。

有一天某人突然跳出来反咬了狗一口，这事就成了新闻。国庆期间我写了一个八千字的长微博，咬了高校科研体制这条狗。此微博一周之内被转发三万次，惊动了从新华社到地方小报的各路媒体。几天时间我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拨记者，都快成祥林嫂了。于是我写了《长微博的长尾巴》，算是一个FAQ（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但FAQ没能阻挡记者们的脚步。即时新闻的走了，深度报导的接踵而来。我已经不胜其烦，正琢磨着闭门谢客之际，这天下午，图书馆的同志找我谈话，说湖南大学宣传部的同志很不高兴各种乱七八糟的新闻报导，让我别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这。。。。

那篇长微博和图书馆基本没有一毛钱关系啊，宣传部的同志有意见，应该直接来找我才对，为啥要绕圈让图书馆的同志传话呢？沟通的层次多了难免误会，校方高管深谙管理学之道，这一点应该很清楚吧？

虽然从小学开始老师就教导大家要服从权威，服从“宇宙的真理”，但自打十八岁成年之后，我就坚持亲自指挥自己的大脑。这个逻辑应该是：湖南大学付每天150元薪水，买断了我上班的8小时（不能干别的事包括接待记者），但下班后的16小时并没有买断吧？假若老板愿意付三倍薪水，我也许可以考虑废掉自己的脑子，一切行动听指挥。

各路记者已经影响到我的个人生活，鄙人本打算不再奉陪，但若此时谢绝一切采访，那就意味着老板们付8小时的钱就可以控制员工的24小时，完全不符合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啊。这个头一开，对上班族影响极为不利。

所以星期三当《南方人物周刊》的小妹突然空降长沙要求一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按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先不论记者身份，来的都是客吧？古语云：有朋自远方来，不见不礼貌。这么多年来，若是有外地摄影圈或户外圈朋友来长沙要求喝酒，我就是再忙也会抽出点时间。做人应该将心比心，千里而来的你喜欢吃闭门羹？

电话里南方周刊的小周彬彬有礼，年轻女性的声音甜得不行，一个老光棍若是铁心不见，那脑袋该进多少水啊。。。所以我不但见了，而且亲自在家里现磨咖啡招待周小妹。最后出于深夜安全考虑，我还坚持开车送小周回酒店。作为一个铁杆深绿派环保主义者，平时我极少动用汽车。

周小妹其实并没享受啥特殊待遇。兄弟我一向以礼待人，不论三教九流。不管是刚入职的普通记者还是大牌主持汪涵，上至公司总裁下至看门大爷，我都是一个态度。我最讨厌迅速变脸的墙头草。湖南大学有些从事教务和学生工作的同志非常善于此道：一会还和颜悦色和同事说着话，转脸就横眉冷对训斥前来办事的学生，变脸之快让人瞠目结舌，川剧演员当自愧不如。

兄弟我和媒体打交道也有十多年了。报纸方面，第一次整版报导应该是2003年8月《潇湘晨报》人物专访，标题是《湖南人登顶慕士塔格峰》，其实这个报导有点摆乌龙，有圈内人士指出1956年首登慕峰的中苏联合登山队可能有一个湖南的。2005年3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了我在实里基艺术中心的个人影展并选登了作品。和杂志社的同志打交道那就不计其数了。礼貌待人是处世之本，无论职业或者性别。对记者或编辑就恶颜相向，没有这个道理吧？

其实已经有不少朋友和家人说别再招惹记者了。有朋友直言：记者们断章取义，寻找卖点急功近利之能力，非普通人能抗衡，如果你希望自己不被曲解，如果你喜欢宁静生活，对记者最好敬而远之，微笑摆手，低头快走。更有甚者把记者称之为“妓者”，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哪里是人民的喉舌，根本就是某利益集团的走狗。

我非常能理解朋友们的心情。任何群体都有少数害群之狗，不必草木皆兵。若人人都不接受采访，报刊杂志也就不存在了吧？大家喜欢的网易新闻也将不存在了吧？从这个角度说，拒绝采访相当自私。自己须得安宁，却要看别人的热闹。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自己住大房开豪车，却宣称要洁净空气和蓝天白云；自己见小偷就躲，却梦想一个治安良好的社会。。。都不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最后我们只能集体做梦。

不接受记者采访本无过错，保持沉默是你的权利。但沉默并不都是金。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刻着牧师Martin Niemoller的一段话：“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路见不平我从来是拔刀相助的。这不是形容，是真刀实干。2012年暑假我带着两个大学生助手拍摄自行车纪录片（318国道成都至拉萨段）。路途几多艰辛，我们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在理塘县我们却差点散伙，我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策划多年的纪录片项目，坚持独自带刀过海子山（一个传闻盗匪出没的高山，海拔近5000米）。只要劫匪没枪，我就打算先假装合作，把钱都给他，然后趁他不注意，将其一刀致命。对方若是两人或三个人，就先逮住一个往死里扎。搞定一个，第二个就容易了。如果对方是四个人以上才可考虑投降来周旋。

2004年的一天，我在长沙溁湾镇街头亲手逮过小偷。此偷儿一点觉悟也没有，用一个长过一尺的大镊子夹一个学生妹口袋里可怜的几十块钱（要是劫富济贫我一般是不会管的）。这偷儿被我逮住后还嘴硬，我一拳就把他打翻在地，压在腿下狂扁。要不是旁人相劝，搞不准会揍成什么样子。后来一想，万一这小偷不是一个人，而是持有凶器的一伙，我就惨了。作为一个作家和摄影师，还有很多项目没做完，我的命应该比偷儿要值钱一点，犯得着这么拼命吗，况且还是偷别人。但有时候火气一上来实在顶不住。去年暑假在海子山，我听说纯洁的藏区有人抢劫，立马火气来了。TMD老子就要搞死你们这帮鸟人。

在理塘旅馆，我们摄制组三人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没有人同意我的做法，再加上我们赶时间开学前一定要回校，后来还是搭车过了海子山。这是一个遗憾。我还会再跑一趟318国道的，但估计下次就算我独自全程骑行，遇到抢劫的概率也几乎为零，能否有耍刀的机会就要看手气了。我非常羡慕美国人人可以持枪，希望以后中国向美国学习。不要被康巴藏族所谓的彪悍吓倒，抢劫就是绝对的犯罪。面对恶行，我永远比你彪悍。

川藏线，巴塘县海子山

湖南大学宣传部的同志看到这里应该可以歇歇了，用不着再忙乎指导一个成年人如何行事。诸君自有决断。真的猛士，绝不会以社会或他人的无理意见为转移。别说南京一个狗法官宣判扶助老太太有罪，就算全国的大法官都这么判，在街头只要见到有倒下的老人，我绝对会第一个冲上去扶助。

言归正传。如朋友所言，断章取义制造话题确实是某些记者的专长。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没啥可怕。记者有写作的自由，我也有。你可以断章，我可以帮你取义。某些记者记忆力欠佳，那我就刷一篇《长微博的长尾巴》帮助他们训练记忆力。这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互联网上人人都是新闻中心。By the way, 鄙人并不看好纸媒的未来，十几年之后印刷的报刊杂志大多将不复存在。

除了新华社电报一般的客观报导之外，这次长微博的其他系列报导确有相当失实之处。不过这也情有可原，几十分钟的短暂接触，要写出全面准确的长篇报导确有难处。若是《广州日报》的小妹能看到我和满头白发一身是病的妈妈十年在家照顾瘫痪在床的爸爸，她应该不会把我描述为一个父母均为高校教授的学二代混混。若是《潇湘晨报》小妹的谈话能深入一点，她应该不会把《讲师的面子》作为报导的标题，我其实是一个彻底没皮没脸的人。如果确认有理有据，我可以不要面子不要脸，心安理得与大众为敌。

为了让大家能看到一个客观公正的报导，也为了帮助新闻研究生毕业不久的职场新人快速成长，兄弟我好人做到底，赔上了两天所有的业余时间，帮助《南方人物周刊》的周小妹走访我父母，帮助她采访我的高中老同学，并介绍她去工商管理学院和湖南大学机关。这些外围采访是深度报导必不可少的。

但周小妹却在工商管理学院和湖南大学碰了一鼻子灰，无一人愿意接受采访（甚至匿名也不行）。这可以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校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人家还要在屋檐下混碗饭吃不是？但会计院的一位好朋友拒绝采访有点出乎意料之外，我和她几年来一直私交不错，她是那种难得一见的学术与上课都极为认真负责的老师。不过，鄙人一直认为有了CPA注册会计师制度，会计学院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我实际在否定大多数文科高等教育的必要性，此话题将另起一文）。我曾开玩笑说：你们会计专业也培养博士，那都研究些啥哈？

最让我吃惊的是湖南大学宣传部的同志面对小周的采访要求，居然也能推则推，说没有杂志社的书面传真一律谢绝访谈。宣传部的职责之一不就是负责接待记者吗？光拿钱不干活？如此草木皆兵为哪般？如果你们觉得有任何歪曲报导，完全可以发表官方声明反驳，就像苏州大学对美籍华人作家傅苹的两次严正声明一样。作为千年学府的湖南大学，骨头还没有年轻的苏州大学硬？

回顾这些天，记者这个圈子也一样形形色色，良莠不齐。《中国xxx报》的小妹电话谈了十分钟硬是没领会我的意思，其中两个关键点我已经重复第三次了，急得俺差点不顾礼貌。。。擦，你也能混这碗饭？《北京青年报》的谭大姐不愧是颗老姜，我们也就一起吃了餐晚饭，但她的报导细节满满，符合长篇报导的基本规范，后来《人民日报》也全文转载了她的文章。本地《晨报周刊》年轻的陈记者触觉尤其敏锐，我们单独谈话时间总共不到两个小时，但他准确认定我是一个彻底的“偏执者”并以此作为报导的标题。

陈记者让我相当服气，他的结论与我妈完全一致，我妈几十年来一直骂我死脑筋，从来不懂变通。图书馆的同志也说我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是自然，比我低一届在湖南大学留校教书的学弟现在都混成教授了，而我连讲师都当不稳，改行专职搬运图书，够头破血流了不？

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但在中国也是弱势群体。条条框框四处底线，哪一条都触碰不得。在中国新闻界，你能听到真正的“自由”和“真实”这两个词吗？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生命，现在新闻界早就不要命了。《晨报周刊》的陈记者去年就差点被迫亡命天涯，因为一篇触碰了底线的报导。就凭这事，陈记者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鄙人头破血流亡命天涯是迟早的事。

陈记者后来发了一篇长微信回顾了他为啥以“偏执”为题：“偏执是一个比较贬意的词，这与杨飞一直自嘲的非主流是一致的。。。他不认为自己完美，甚至承认偏激，但至少他所标榜的原则，在这个还没有完全黑暗的社会里，仍具有普世价值，无可辩驳。比如谈不愿行贿受贿，谈没有价值的印刷品在浪费资源。在这个背后再去纠结一个道出天理的那个人自己有没有做到，有意义吗？无论任何人出于任何目的说了这样一句真话，那也是值得称道的。。。这个社会不可能所有人都偏执，杨飞的偏执首先缘于他的较真，当我们所有人都较真的时候，也就不再需要偏执者之流了。再回来看他自嘲的非主流，正因为我们大众主流都是规则的妥协者、沉默者，较真的偏执者便成了非主流了。我想如果若干年后论文与职称评价体系的进步，我们也应该记起这个被动的偏执者。”

湖南大学未来的记者们

这些年来我也曾应约供稿，可算记者的半个同行吧。Deadline高压之下赶稿想死的感觉，鄙人感同身受，所以我对传媒界人士一直是关心与合作的。我也曾给湖南大学新闻09级两个班的同学客串讲座，甚至劝有良心的同学离开新闻界。但换句话说，新闻界图谋变革也需大量卧底不是？所以，尽管我非常忙乱，深受失眠困扰，但新闻专业的学生朋友们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怠慢的。我推掉了所有的事情（包括女性朋友的邀约），连续两个晚上帮助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的两组同学完成了电视采访作业。

我自己也正预备开始新的长途骑行纪录片项目，我很高兴和未来的媒体从业者交流学习。兄弟我已经很多年没看过电视和报纸，家里的电视机已经变成图片挂架。有人愿意在垃圾媒体上浪费宝贵的时间吗？现在中国传媒界基本已经无药可救，培养下一代乃是顶顶重要的任务。

我想《南方人物周刊》的周小妹那天在湖南大学可能只是运气不好。自长微博发表以来，工管院、湖南大学乃至全国各地有N多素不相识的老师打电话发短信留言对我的文章表示了明确的支持。近万条留言，90%以上是支持的。我反咬了体制和潜规则这条恶狗，一条微博引发的围观，规模完全超乎预料之外。围观就是力量，我从未觉得孤单。看的人多了，保不准就会有更多的人打抱不平，一起跳将出来狂扁那条恶狗，让它再也不敢乱咬人。

2008年5月我回新加坡探亲度假的时候，翻看《海峡时报》看到一条新闻：某中国人考驾照，在车里给考官送了200新币红包，被考官当场报警，此君以行贿罪被判入狱。可怜这位老兄在中国习惯了被狗咬，养成了点头哈腰四处送钱的恶习，哪里知道新加坡是一个正常人的社会。

我坚信，中国也将会有正常的一天。

杨飞，
2013-11-4，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