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应该在低处 | 评熊培云新书《自由在高处》
by 长沙杨飞
熊培云先生的《自由在高处》一书入选了高校读书活动推荐书目，很多同学都在看，我也来凑个热闹。
这本书封底有一段话：“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上面这段话是满满的正能量：身处逆境也要积极快乐地活着。作者并举了《肖申克的救赎》以及《美丽人生》两部电影来佐证，那分别是监狱和纳粹集中营（不自由的两个极端例子）。
这两部电影很不错，但熊先生这本书较难评论，它是一本散文集，收文甚杂，《自由在高处》只是其中一篇，来自熊先生2010年5月在中央电视台的同名演讲。
既然它是提名之作，那我主要就这个演讲谈谈看法。
首先一点，熊先生值得敬佩，因为在中央电视台谈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可能是世界上最需要勇气的事之一，其难度不亚于和太监谈性生活。在世界195个国家与地区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
排在第181位，与老挝（184）、古巴（190）、北朝鲜（195）等处于同一梯队。中央电视台能够制作和播出什么节目并没有多少自由，尤其是谈政治，很多话题不能碰，可以说的话题亦不得与官方观点相左，否则
很难播出。这是事实。
在中央电视台谈自由，顾名思义谈的是言论自由。熊先生的演讲高谈阔论，但是他忘了一个根本点，那就是怎么定义言论自由。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第4条对自由的定义是：“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而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按维基百科的定义，是指按照自己的意愿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权力。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对言论自由有如下具体条例：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三、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这些条款说得文绉绉的，按我的理解，它可以归为一点：人人生而自由，但你的自由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具体到新闻自由，可以这样理解：媒体可以自由报导，但是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并不得有害于公共秩序，尤其是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词，什么新闻应该报导，什么新闻禁止报导，都可以归咎于此。因为涉及国家机密，所以也从来不解释，一切听有关方面决定。就像《1984》里面描述的，神秘的老大哥主宰一切，他决定我们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什么。假如这个老大哥一切为人民，这倒还好；但是万一这个老大哥一心为自己，但是装出一心为人民的样子，我们就惨了。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按照熊培云先生的说法，这是体制问题，目前无解。
所谓体制问题，是指政治体制。简单点说，就是某个少数人的集团试图永远执政。凡是影响到政局稳定的事，均禁止报导，曰“维稳”。官方在维稳方面投入巨大，严格监督，奋发造墙，以正视听，中央电视台是重中之重，岂能
让它随便说话。
作为央视的职员，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熊培云先生给出了他的劝告：不自由，仍可活。这个劝告是相对于帕特里克那句著名的“不自由，毋宁死”来说的。就算被关进了集中营，也要积极乐观地活
着，集中营里一样可以活出精彩。熊先生并举了伊朗电影的例子，伊朗的电影审查并不逊于中国，为什么伊朗导演依旧可以拍出那么多好片子？所以了，就不要抱怨什么制度或者环境问题了，是你自己不努力。
熊先生在书里还写道：“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在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得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
这些话看起来挺正能量的，但若对媒体从业人员，尤其是央视的编辑记者们去说，熊先生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严格管控的媒体就像一座集中营，按熊先生的观点，关在集中营里也没啥不好，你们可以向伊朗导演学习，集中营里出作品，此曰“不自由，仍可活”，而且活得还很精彩。
唉，这个世界总有一些奇葩，他们生在粪坑里都不说其臭，还鼓励大家在里面活出香味来，实乃奇葩。
至此我可以总结一下熊培云先生的基本观点，不妨说得直白一点，那就是：假如生活强奸了你，而你又无力反抗的话，那就闭着眼睛享受吧。熊先生在书中第237页的原话是：“当你对罪恶视而不见，恶施加于人心上的恐怖的魔法也就烟消云散了。”这句话我实难苟同，面对别人的苦难，你怎么忍心视而不见？
在央视的演讲中，熊先生不断强调中国是一个“转型期国家”，“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多自由，值得大家守卫与继续拓展”，“你多一份悲观，环境就多一份悲观”，“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制度，所谓‘解放’更像是在不同的监狱之间转移人民”。云云。我感动了，如果可以给作者打赏，我愿意给一块钱，双倍的五毛啊。
在央视谈新闻自由，难度不亚于和太监们谈性生活。但是熊先生偏有这个本事，他不但谈了，而且还谈得很high，自由在高处。这和维稳的论调如出一辙，高唱各种自由，还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我们的宪法第三十五条就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没来过中国的老外也许会觉得这个国家好幸福，各种自由。不过，在中国活久了都知道，“这事不能说太细”。你要是不相信，组织几个朋友去街上举标语，喊几句罢工口号试试？或者和几个朋友到湖上租个船，结个社，并到民政局注册试试？
熊先生在央视的演讲全是大道理，一个具体的新闻案例都没有，顶多谈谈伊朗电影，这和新闻自由基本没有一毛钱关系。在中国，新闻自由这事确实没法说太细，只能在高处喊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着多如牛毛的法律和规章，却没有《新闻法》这样一部
被大多数国家视若第二宪法的重要法律。新闻要立法，就绕不开言论自由这个关键词。连纸面上的新闻法都没有，媒体管理何谈法制？按熊培云先生的说法，这并不是个坏事，在
牢里也可以活出精彩嘛。
宪法虽然挂得很漂亮，但鄙人想说的是，自由并不是一个挂在高处供人瞻仰的牌坊，自由应该在低处，它应该体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如果我们的微博还经常莫名其妙地被删除，微信莫名其妙地被销号，如果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还在莫名其妙地不可访问，如果每天晚上7点每家的电视还都像遥控失灵一样，那我们就
基本没有自由可言。个人观点，每天晚7点那档节目不算算是新闻的联播，称其为宣传的联播更为妥当一些。
中国的现状已经很清楚：某老大哥拥有至高无上的自由，他有权命令电视台和任何媒体，有权查封任何网站，并且从来不用解释。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自由。
少数人的绝对自由，就是多数人的绝对不自由，大家都将都被圈在牢房里，猪圈里。
这种现状一定要改变。套用熊培云先生自己的话（这本新书第164页）：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猪圈主义”显然不是一种高尚的情感。我们必须把猪圈改造为人居。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熊培云说：不自由，可以活。老杨说：不自由，不能死。我们要为具体的自由而战，直至它到达低处，来到我们每天的生活里。
杨飞，
2014/10/10，长沙
2019/06/27 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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