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记忆系列（A003）
记我的父亲杨作霖先生（一）
by 长沙杨飞
2014年8月25日，我的父亲杨作霖先生因重症肺炎逝于长沙市第四医院，时年80岁。他生前留有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遵照父亲的遗愿，我和家人以最简单的方式料理了后事，婉拒礼金，没有花圈，没有仪式，也没有悼词。这些日子以来，我心里始终不能平静，觉得还是应该写一点东西。
（一）洞庭儿女
我的爷爷是湖南澧县（洞庭湖区）的船民，大部分时间住在船上，家境贫寒，捕鱼为生，在岸上只得一间茅屋。我父亲于1935年农历七月三十生于澧县保河堤，他是长子，下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由于家境窘迫，只念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帮家里打渔兼种地，是结网和凫水的好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益于新政府的农村劝学运动，父亲得以重返学校，1958年高中毕业于湖南澧县一中，当年考取省会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就读于冶金系。1960年，品学兼优的父亲被选拔到解放军西北电信工程学院（西安）学习，成为空军预备军官，1964年毕业后加入雷达兵部队，常年在北京和辽宁锦州基地工作。
1976年，父亲转业到湖南省计算技术研究所，在业务科和人事科任职，后被提拔为副所长。该所后来与湖南计算机高等专科学校合并，我父亲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他在党务和行政工作之余还兼上大学政治课，1996年以副教授教职退休。
以上就是我爸爸从读书到退休的基本情况。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在新中国的成长故事，工作上可能小有成就，但并没有多少值得着墨之处。他从大学时代的学生党员到后来的校党委书记，基本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我从小性格比较叛逆，长期持无党派无政府立场，对政治和主义无甚兴趣，对艺术书籍却颇有心得。中学时代我曾沉迷于《傅雷家书》，老一辈翻译家傅雷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与儿子傅聪并行共鸣，引导他成长为一名德艺双馨的钢琴家的过程让我好生羡慕，但这并不是我家里的情形，我父亲对我在思想上的影响不多。
我妈妈是城镇平民，1941年生于湖南津市（澧水河畔小城），和我爸是高中同学。她于1958年考取湖南师范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多年在湘北农村中学教书，挑塘水，点油灯，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爸在遥远的北方工作，和家人两地分居十多年。1978年我妈费尽周折调到长沙，在有色金属专科学校（现中南大学南校区）任教高等数学，我们全家才算团聚。
我1970年生于津市，小时候一直和妈妈姐姐在一起。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都不在身边，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那个时候孩子出生，父亲是没有额外假期的。虽然他也曾回湖南乡下的中学探亲，但对年幼的我来说那只是一个远方的陌生叔叔忽然来家里住了几天就走了，加之我从小较为愚钝而且认生，所以对父亲基本没什么概念。可以这么说，我从8岁在长沙起才开始真正认爸爸，而且，很多时候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好爸爸。
（二）悲伤的蜗牛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有“严父慈母”一说，我家正是这种情形。父亲出身军校，他当然希望我也如他一般纪律严明，行事严谨。但我从小读书不怎么上心，顽皮捣蛋颇却有一套，曾送外号“飞天蜈蚣”，接近半个熊孩子吧。不难理解，我挨了老爸不少打。中国人常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在一般人看来，打孩子并不算事，尤其是对男孩。我家住的这栋楼隔音不好，经常有各家大人打孩子，鬼哭狼嚎之声不绝于耳，搓衣板和鸡毛掸伺候是家常便饭，那种竹条抽起来更是让人疼得钻心。楼道里的居民对此习以为常，但我一直认为这是某种家庭暴力。小时候我对父亲的恨就是这么积累下来的。
父亲和年少的儿子起冲突应该是很常见的吧。法国作家萨特在自传中曾说：“世界上没有好父亲，这是一个规律。但不要去谴责那些男人们，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那种陈腐的父子关系：生孩子谁都会，合理地教养孩子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的父亲要是活着，他会全力来压迫我，不把我压垮决不会罢休。幸亏他短命早死了。”萨特的话有些偏激，也许因为他从小死了爹。不过就我所闻，少年时代和谐的父子关系并不多见，我自己也是，和父亲的冲突贯穿了我儿时的记忆。
说说印象较深的几回吧。小学四年级有段时间我特迷乒乓球，但我只有一只光板拍，商店里的红色胶皮球拍长期让人流口水。有一天午睡时间，我麻起胆子偷了爸爸上衣口袋里的十块钱，跑去用四块钱买下了那只红色胶皮拍。这只豪华横拍让我在同学面前好生得意了两天。
那时候我父母的月工资加起来才一百多元，十元是一笔大钱，可想而知我后来被老爸一顿海揍。在我现在看来，父亲当时的愤怒可以理解，偷窃从古至今都是十恶不赦之行。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一边揍我一边怒吼：小时偷针，大时偷金！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偷过任何人一丁点东西，或一根针。
还有一次是小学三年级，有一天我放学后和同学疯玩，回到家发现书包都不见了，这下我傻了眼。父亲出身军校，估计在他看来，学生丢了书包和战士丢了枪差不多，在战场上是可以直接毙了的吧，旋即竹条伺候。长话短说，后来我一咬牙就离家出走了。在湘江边我整晚徘徊，近处风声呜咽，远处汽笛嘶鸣，我又冷又饿，远处破旧小屋的昏黄灯光也变得那么温暖。后来我实在无处可去，只得又转回单位大院，躺在食堂买菜的三轮摩托货箱里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后来我才知道，爸妈也几乎一晚没睡，彻夜在找我。尤其是我妈，那晚一直在哭。
我还记得因为看书挨过一回打，当然，不是看教科书。我从小就喜欢看各种能搞到的杂书，上面用一本教科书盖上，让老师以为我在认真学习。中国的学校里基本没有什么性教育，我记得初中《生理卫生》上到生殖系统这一课，老师就遮遮掩掩快速跳过。初中的孩子情窦初开，对自己第二性征的发育满是好奇和恐惧，正是最需要指导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家里发现一本计划生育方面的书，上面对男女性器官的讲解和图例比《生理卫生》课本详细生动得多。那天爸爸在厨房做饭，满屋的饭香，我看书入了迷，老爸进来喊吃饭，我照例用教科书盖上，可能手脚慢了点，被老爸发现，劈头就给了我一巴掌。按我现在的猜测，当时他可能认为，第一，我用教科书遮挡杂书的行为形同欺诈？第二，和老师们一样，他觉得性教育是可有可无的，中国人从小到大不都是无师自通走过来的吗？
我上初中之后，挨打的事就很少了。高中一年级的一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和爸爸又起了冲突。我那时已经长得和他差不多高，就更不服管了。总之是最后他顺手拿起桌上一个盐水瓶砸在我头上。当时他自己也被吓住了。这盐水瓶是医院那种500毫升的吊水瓶，大院里很多人用来订早餐牛奶的。我一摸，头上有点出血，登时就发了麻，冲到厨房拿菜刀就要砍人，这回轮到我爸爸狂奔了。后来被邻居劝住。奇怪的是，这么严重的冲突，我现在居然想不起来那天到底因何而起。一件小事，若是双方都心情不好吃了炸药，互相开吼，后果就难说了，真是教训深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家庭冲突，从此以后爸爸再也没打过我。
直到现在我也不是很能理解为啥很多人要用暴力对付孩子。有朋友说你自己没孩子，当然不知道那种无奈了。但我总觉得小孩子的思维异于成人是自然的，他们的大脑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有时不能控制自己，从某种程度来说和精神残疾类似。这个逻辑应该是：如果我们不能歧视和用暴力对待残疾人，那也同样不能这样对待孩子。曾有诗写道：每一个挨打的孩子都是一只流泪的蜗牛。当你想牵着一只蜗牛散步的时候，是不能按照人的脚步行事的，否则就悲剧了。
要论严厉教育孩子，我爸爸在细节上还算不上极端。楼适夷在《傅雷家书》序言中曾描述傅雷管教傅聪的情形：“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是否坐得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
与之相反，老舍对待孩子则是另外一个极端。细节我就不赘述了，老舍说他不需要孩子们有什么大出息，只要他们自己过得快乐就行，长大了男的去拉黄包车女的去当舞女均可。实际上老舍的孩子舒济和舒乙，傅雷的孩子傅聪和傅敏，长大后都多有作为。完全不同的方法都能教育出优秀的孩子，我们为什么不采取宽松一点的呢？
一个九岁的孩子在湘江边整夜的徘徊，是记忆里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我总觉得在离家出走的人里，小孩子是最惨的，他们没有一点钱，也没有谋生的能力，而大人们最少男的可以卖苦力，女的可以卖身。后来我暗下决心，父亲这种严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绝不会延续到下一代身上。
但是还没等到自己有孩子，我就打破了这个决心。1998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硕士期间，为了赚学费去一个学校教补习。这个班有一个熊孩子特别让人抓狂，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几次弄得全班无法听课。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顺手拿起一个数学老师上课的直尺照着那孩子就打了下去，那孩子下意识抬起手臂挡住，直尺打在他的手表上，表壳都裂了，那是一只很贵的卡西欧Baby
G。这个孩子后来很老实，也没去告诉家长，从此他上课就安静了。这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我心里一直很后悔，不该出手打人，尤其是打孩子。
（三）童车与童年
黑夜与白昼共存，苦痛与快乐同在，讲了这么多，并不是说爸爸造就了我阴影的童年。往事如烟逝去，我现在回忆爸爸，更多的是某些并不暴力甚至有些温馨的场景。比如在我还只有四五岁，父亲还只是一个偶尔回家的陌生叔叔的时候，他为我带来的快乐也是巨大的。那时乡下的野孩子们没有今天小区里习以为常的制式童车，那时常见的是一种木头车子，实际上就是几块拼起来的木板，下面加四个轱辘。即便是这种极简易的童车，谁家能拿出来也会让众孩子们眼馋不已。我爸木工手艺很好，他利用探亲的短短几天做了一辆木童车，下面的四个轱辘是钢轴承的，上面搭载一个小木箱，我正好可以坐进去，箱前还有一个小柱子可以拴拖绳，此车堪称豪华，小伙伴们都羡慕坏了。
我和姐姐得到这辆“豪华童车”大约是在1974年（我四岁）。那时候吃的东西总是不够，物资极其匮乏，买什么都得凭票，有粮票、肉票、布票，甚至连豆腐都要凭票。记得那年冬天大雪，学校食堂破例敞开供应油炸黄豆，人人奔走相告。我姐姐用爸爸做的那辆童车拉着我去食堂，排长队等黄豆。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吗：雪花漫天，两个小孩拖着一辆小木车，一路欢歌笑语，车上满载一大碗金灿灿的油炸黄豆。。。这是我儿时记忆里最快乐的片段之一。
1978年来到长沙之后，我就开始了在一个单位大院里长大的日子。家里的经济情况慢慢改善了，但也不是很宽裕，处处都得节省。我记得1982年的大年三十，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父亲用红圆珠笔细心地把墙上一幅1981年的年画，1改为2，这张年画就可以继续贴一年了。我那时暗地里笑他，年份改对了，可日月都不对啊。
当然，也有爸爸笑话我的时候。1983年左右吧，有一天老爸带回家一瓶红色标签的褐色饮料，说很贵的，等过节喝。那时候家里甚少零食，花生、瓜子和糖果都是过年的时候才买，客人来了拿出来，客人一走老妈就把这些食品都锁起来。当然，也有她忘了锁的时候。那天我实在忍不住好奇，打开了这瓶神秘的褐色饮料，那个难喝！一种说不出的貌似某种药的怪味。我想可能是浓缩的，于是加了很多水做成一大杯，勉强能喝。这就是我第一次喝可口可乐。此事后来成了大家的笑柄。
要说温馨片段，最多的还是小学那些年的夏天，爸爸教我学游泳。他是洞庭湖渔民出身，水性极好。因为污染严重，现在的长沙基本没人敢在湘江里游泳，但在1980年代初期，湘江长沙段的水质很好，夏季江面上万头攒动，蔚为壮观。刚开始学游泳时为了安全，老爸还用网兜装着排球，然后捆我腰上。夏天很多落日的傍晚，坐在老爸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后面飞一般地冲向湘江大堤，这也是我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四）食为天
衣食住行乃人生大部，得重点说说家里吃饭的事了。对父亲的记忆很多都和吃的有关，因为他就是我们家大厨。小学的很多早上，当我还在被窝里酣睡，爸爸早早就起床为全家做馒头包子（自己做比较省钱）。做包子并不容易，头天晚上要先把面团发酵好，把馅剁好（最常吃的是韭菜肉馅）。我记得冬天的时候爸爸还用暖水袋给面团加温，装面团的铁锅要用毯子包起来。第二天早上六点多他就开始忙活，先揉好面团（要加适量碱水，不然包子会很酸），接着擀皮包馅，上蒸笼十五分钟，这才有热腾腾的包子上桌，外加一碗香喷喷的白米绿豆粥，头天晚上熬好的。我那时体会不到一笼包子的不易，反正爸爸经常做，习惯了。有时我还嫌蒸包子慢，大喊要迟到了，爸爸就卖力地蹬着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送我去上学。
老爸的白案手艺后来我也学了一些，拿得出手的一招不是做包子，而是做饺子。现在做饺子多是快速搞法，从超市里买来饺子皮和肉馅然后包一下，但我小时候跟老爸学的是全套手工，从面粉开始，和面、擀皮、剁肉、调馅、包花样，最后水煮、笼蒸或锅煎，两小时之内必定满屋飘香。这里面最难的是如何把皮擀得中间厚四周薄，饺子水煮才不容易破，这也是老爸特别强调的。擀皮的速度还得快，一个人擀要能给两三个人同时包。多年之后，朋友聚会我时有露一手，很多人都惊讶于南方长大的我有这么好的饺子功夫。
不论红案白案，自我们家在长沙团聚的1978年起，家里做饭这事基本都是老爸包办的。我妈也承认，在我爸2003年12月24日倒下之前，她下厨不多，除非是我爸出差。我小时候的记忆之一就是晚饭经常很晚，有时要到七点多，因为老爸经常六点多才下班，到家他挽起袖子就去了厨房，锅碗瓢盆响叮当，半小时之内必定菜香扑鼻。小时候无数个傍晚我就是在这饭香中被馋虫煎熬，假装在里屋看书，只待老爸一声长喊：吃饭了！我就嗖地一声蹿出来，一边端菜一边用手偷吃，拿筷子都等不及。
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说说老爸的厨艺。我吃过很多家宴和各种餐馆，我爸的厨艺毫无疑问是名列前茅的。平时每天的快速饭菜就不说了，难得的是他会做很多大菜。我们家大餐全是他主厨，大年三十就更不用说了，通常是提前两三天就要准备，爸爸在厨房忙进忙出，最后的菜式多到一个大圆桌还摆不下，十七八样啊，有蒸菜凉菜，有鸡鸭鱼肉，有各种小碟，圆桌中间还必定有一个热气腾腾的炭火土鸡大火锅。这是我们全家的节日。我喜欢的有拔丝香蕉、糖醋鱼、红烧猪蹄、粉丝杂烩（里面有我喜欢的莲藕肉丸子，也是老爸亲自剁肉油炸做的），菜式不胜枚举。很多时候是我们已经开吃了，老爸还在厨房忙，因为有些菜要趁热吃，比如拔丝香蕉，凉了就拔不出丝了。主菜完了之后还有甜点，最常见的是糯米甜酒煮汤圆，甜酒和汤圆也都是老爸自己做的。冬天发酵酒糟先得把糯米蒸得半熟，甜酒引子拌匀，捂上被子保温，必要时用热水袋，两天后才有清香袭人的酒糟和米酒。我的味蕾相当挑剔，这一桌劳心劳力的家庭大餐，我可以肯定地说，水平绝不亚于普通餐馆。逢年过节，真材实料的美味家庭大餐是我对父亲最深的记忆之一。
我爸主厨还有一个特点，他不怎么需要别人打下手，不像大饭店的厨师只管掌勺，我爸是从买菜、洗菜、切菜到掌勺全面负责。比如清炖土鸡，看起来很容易，但要味道好，那只鸡必须要活的，老爸都是亲自去市场挑选，回家宰杀放血，沸水褪毛，开膛破肚，十几分钟收拾得干净利落。接下来则要慢，须用陶锅，文火慢炖大半天，这锅土鸡才会变成真正的上汤美味。我从小怕血腥，连鱼都不敢杀，鸡鸭我只能等着吃。
爸爸的刀工也很强。我喜欢吃韭菜炒莴笋丝，如果你在我家厨房听到慢速无节奏切菜的咚咚声，那可能是我在干。老爸切菜的声音则是清脆、连续和快速的，哒哒哒如机关枪连发，转眼功夫那一盘莴笋丝切得细如发丝。他曾多次教我用刀，左手四指要半跪在案板上防止伤手，右手则快速抖刀，匀速推进。可惜这功夫要多练才有心得，我至今都不怎么行。
我曾疑心老爸这套厨艺是怎么练就的，按他自己的说法，主要都是渺学(偷学)的 - 在别人家或餐馆里吃到好菜，回来就要有倒推菜谱的本事 –
我爸在这方面智商相当高。那时候没有电视教大家做菜，我基本也没在家里见过菜式秘籍之类的书。
（五）平淡是真
写了这么多好吃的，也许你要说我家平时一定挺温馨浪漫的，其实不全是这样。就像前面写了好几次老爸揍我，也许有人要认为这家里一定挺暴力的，其实也并非如此。大餐是逢年过节才有，挨打的事也是几个月才有一回，生活大多数时候是平平淡淡的，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和姐姐去上学，中午和晚上回来吃饭，然后睡觉，开始第二天。。。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着。
流水一般的平淡生活中，我其实也没有多少需要老爸照顾。学生的主业是读书，虽然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以玩乐和看课外书为主，但中国的考试一般都是考背诵和记忆的能力，这正是我的强项。考前突击几天，分数还总在中上，所以我的课业没有多少需要爸爸介入。我妈妈是教数学的，帮过我不少，但我想不起来爸爸在课业上对我有什么帮助，如果一定要说有，小学三四年级有段时间他曾经强迫我每天写日记，还认真地一篇篇修改打分。小学生能有多少事写呢，我那时才学会写长点的句子，天天写日记实在勉为其难。有一天我实在憋不出来，就记录了推开窗就能看到的岳麓山上的雷达站：“英勇的解放军叔叔保卫着我们，每天在监视着一架架敌机。”这本日记我至今保留着，这些幼稚的段子很多让人笑掉大牙，敌国的战机要是能成批飞到位于内陆的长沙，中国也差不多该完蛋了吧。
从小到大，我的性格基本属于内向。这种话不多的毛病一半也是从爸爸那里继承来的。家里唠唠叨叨的一般都是我妈妈，尤其在我高中之后，爸爸甚少对我的事务发表意见。这包括我在高中三年级一边紧张准备高考一边还和一个女同学谈恋爱，这种一般人看起来很严重的事。这个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太太，再后来又成了前妻。
从高中开始一直到我结婚，全家都不怎么赞同我选择的那个女同学，虽然爸爸也不太赞同，但他总体不怎么说话，在我最后决定结婚之前，父亲才终于表态，他还劝说妈妈，既然是孩子自己的选择，那就应该尊重。
顺便提一下我的婚宴。那是1995年中，出于对婚礼大操大办以及国人劝酒恶习的厌恶，我决定以最简单的方式办婚礼。这也是我爸爸赞成的。当天没有任何汽车，我是骑着自行车去接的新娘，婚宴只限两家的直系亲属参加，总共十二人，只有一桌，地点就在我自己家里，大厨就是我爸爸，他拿出了做年夜饭的功夫，使出浑身解数，厨房内外忙得团团转。最后破例还喝了白酒。谢谢你爸爸。
（六）学潮风云
虽然生活一直是平平淡淡，但难免也有突然爆发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9年春夏之交，这年四月到六月的学潮突然促进了我和父亲关系的融合。那年我大一，在湖南财经学院金融系读书。学潮最开始是小规模的，4月下旬发展为全校组织参加游行示威，全省高校都出动了，五一大道人山人海，学生们突破了警察的拦阻，直接占领了湖南省政府。这是与北京的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相对应的。我本来是个逃课大王，这回可以正大光明不上课，上街闹革命，感觉相当开心。
学生游行的口号最开始是纪念逝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后来变成了要民主和反腐败，学生们的诉求后来进一步激进，要求现政府下台。我没有参与游行的任何组织领导工作，但后来学潮的方向转为反腐败反官倒，这是我热烈赞同的，于是我积极地参与进来。从这时开始，局势的发展有些失去控制，有人卧轨阻断交通，有的街头混混也参与进来，打砸抢烧事件开始出现。5月上旬的某天，我头缠一条红色领带正在街上喊口号，表哥带着两个人连哄带骗让我回家，说家里有急事。
家里并没有什么事，是爸爸让人找我回来的。在家里我和爸爸有过简短的谈话，具体内容不太记得了，但总体是平和的。这是自然，脱离了人群，人就会重归理性。在沸腾的人群中，你会不自觉地被感染而变得狂热，就像看演唱会和现场足球赛，很多平时温文尔雅的人都会失去理智。上街游行也是一样，口号一起，人群就容易骚动，人的情绪和行为就容易失控。
身为校党委书记，父亲总体是不赞同学生大规模游行的，尤其是在不少暴力事件发生之后。这一点我也同意，我从小领受了不少他的暴力，自然对任何暴力事件无甚好感。这后来我就不怎么出门了，学校一直在罢课，我无所事事，很多时间就呆家里看电视。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和李鹏总理对话（或者说谈判），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新闻。地方高校的孩子们开始有样学样。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家里闲着，忽然门外人声鼎沸，一大群学生堵在了我家门口，喊着要杨书记和校领导出来对话。是爸爸开的门，我本来在里屋，听门外动静有点大，出来一看，为首的两个学生指着我爸的鼻子高叫着，眼看就要揪住我爸的衣领子。这不是要对话，这是要找事。我头脑立马发热，血直往上冲，抡起一把长凳冲到老爸和那两个学生之间，厉声高喊：住手！谁敢再动我砸烂你的脑袋！也许是被我的气势镇住，虽然有十几个人，但这帮学生没再上前，撤走了。
现在想来我当时的举动有点诧异。老爸从小揍我，自然我对他没有多少亲切感。但在他遭遇不测的时候，那根植在骨子里的亲情瞬间爆发了出来，我为此要不惜一切保护他的安全。或者可以这么说，一个长期在一起生活的老朋友，即便关系不是很融洽，但是当他遭遇危机之时，我没有理由不站出来为他两肋插刀。这不是开玩笑，当时要是真开干，我会立马从厨房里抡起菜刀。还好那帮大学生自己撤了。
我没有忘记自己也曾是1989年学潮在街上高呼口号游行示威的一员。那些口号有的很极端，砸烂XXX，油炸XXX之类的都有，现在想来颇有点文革再世的味道。自1989年的家门口板凳事件之后，我对任何带有暴力色彩的所谓革命（或者事件）都保持着高度警惕。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应该是我们提倡的。
有人说只要是革命，暴力和牺牲就是不可避免的，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支持暴力不能光看别人的热闹，当这种暴力延伸到你自己身上，到你的亲人身上，你又作何感想？就像2001年美国911事件，劫持民航客机撞毁摩天大楼，直接死亡三千多人，这种赤裸裸的恐怖袭击那时还有国人欢呼干得好，让人眼镜掉了一地。我想，若是他们自己的亲人也死亡名单里，不知他们还会欢呼不？同样的，那些在反日游行中砸日系车泄愤的，他们有想过先砸自己亲人和朋友的车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大家都能这么想，我们就会远离暴力，走向和平。
（七）单位人生
当你和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细数琐事的话，这文章就会没完没了。我应该停止啰嗦家事，简述一下我爸爸工作上的情况了。这并非我所长。父亲那摊子事我从来没兴趣（从科研到党务），他自己也基本不在家里谈上班的事。总体来说，工作上他算是小有成就吧，生于洞庭湖的船民之家，是一个标准的“穷二代”，最后以校党委书记和副教授退休，应该说，那主要是他自己的努力。
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人要怎样才能屡获提拔呢？为人勤快这一点应该很重要，我爸爸而且是什么活都干，不论是否属于本职工作。从小到大，我对老爸总体的印象就是：他总是闲不住，时刻都在忙，周末他也经常去单位，没啥可忙的时候他都要想办法找点事做。前面说到父亲的白案功夫强（这在南方人里面尤其罕见，洞庭湖区的渔民没有做面食的习惯，连早上都是吃饭喝酒的），那是因为他十多年在北方工作，从西安、北京到锦州，而家人都不在身边（两地分居十多年），节假日他忙完了工作上的事，还常去食堂里给大师傅帮忙，久而久之，红案白案功夫都学到了。
做事勤快之外，我父亲也很关心下属，包括生活上。父亲是1976年调到湖南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起初他只是业务科职员，升任科长大约是在1979年，那年我小学三年级。逢年过节我们家少不了包饺子，我记得很清楚有两次饺子包好了，年夜饭开吃之前，爸爸叫我去喊住在单身宿舍的张叔叔来吃饭。这个张叔叔是我爸爸在业务科的下属，因为家在外地太远，逢年过节经常不能回去，一个人呆在空空的宿舍里。
父亲大约是1985年调任湖南省计算机高等专科学校的。该校受湖南省科委和教委双重领导，虽然规模不大（员工三百来人），但是画地为牢的派系斗争却很厉害。由于种种原因，
1985年该校只招了一个班，教委后来拟让该校停止招生，撤销或与其他学校合并。我爸爸就是在这一片风雨萧条中来到该校，某种程度上是来收拾残局的。
应该说，这个学校后来很够继续生存下去（并由正处级升格为副厅级），很大程度上是我爸爸的功劳。我妈妈说那一年为了学校不被撤并，父亲连续数次去北京面见国家教委有关负责人。国家教委地大官大，地方上一个小小专科学校根本不算啥，为了见某些官员一面，我爸爸就只好在那蹲守着。我爸是个老实人，不善请客送礼，我都可以想见他当时在北京窘迫的样子。妈妈说，有一回老爸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刚从北京回来，办公室接到电话说教委的某某负责人愿意见他，父亲连旅行包都没放下，转身又往火车站跑，没有卧铺就坐硬座，以最快的速度又赶去了北京，待到第二天他腿都肿了（他静脉曲张很严重，腿上常缠着绷带，不能久坐久站）。
湖南省计算机高等专科学校又活过来了，不但没有撤销，还扩大了规模，新建了图书馆和田径场，成了本省专科名校之一。大约是从1986年我高中时候开始吧，每到招生季节，父亲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当时任校党委书记并兼管招生工作。一到暑假，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登门拜访者。父亲对任何人都是热情的，我从来没见他说太忙或请你改天再来，不管认识不认识。但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那就是明明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办的事，大家却喜欢托关系找熟人。我家里最常上演的一幕就是，爸爸打架似的与人推让，拒绝他们的各种礼品，把我都搞烦了，吵得人没法看书。
在记忆中，我从来没见过老爸收下过任何人的礼品。家里来客打架推让常说的是：杨书记，一点小意思，千万别介意。我爸常说的则是：千万别这么搞，东西你带走，该帮的我一定会帮。这不是一句口头推脱，这是真的。在我印象中，老爸帮助外人甚至比帮助家人还用心。尤其难得的是，不怎么认识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他也帮。我妈回忆老爸忙招生的那些日子，他回家常说的就是今天又发现了某某贫困农村的孩子，得优先录取，不能录取也推荐调剂别的学校。这并非什么大事，但却表现了“己所欲，施于人”的优良品德。老爸是贫困渔民出身，从小吃苦没书读，所以他特别愿意照顾同是出身农村的孩子们。
“己所欲，施于人”，这是孔夫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义词。此话说说容易，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却不多。很多人在挤公共汽车的时候都喊：再挤一下，大家往里面走啊；上了车则会喊：别再挤了。这是现实，他们不愿为别人着想，不愿换位思考，也可以说他们过于自私，缺乏同情心。
同情心是支持人类生存的基石之一。大家都换位思考，“己所欲，施于人”，
才能成就一个温暖的的社会。我父母两地分居十几年，老爸吃够了其中苦头，他在担任学校领导之后硬是强行要来了额外人事指标，亲自督办解决了四五个职工分居两地的问题。
我愿再举一个例子。大约是1990年吧，某天我妈一大早发现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衣着单薄，拎着一袋板栗抖抖索索站在我家门口。这孩子是父亲一个中学同学的养子，中专毕业想来长沙读本科自考班，请我父亲帮忙。这个孩子说罢脱下鞋子，从鞋垫里面取出一叠钞票，说是好不容易凑足的学费。。。这阵势。
当年的计算机专科学校确有自考班，但收费较高。我爸爸问了这孩子的情况后，觉得他成绩不好，要是跟不上班，学费就白花了。后来老爸特批他在自考班试读两周。果然他上课听不太懂。我爸给他指了条路：回家复读，明年报考湖南农业大学，农大有专门针对中专生的专升本，比自考班容易读，学费还低。这孩子第二年顺利考取湖南农大。毕业之后几年他还常来家里看望我爸。
这孩子的父亲也是有点传奇的，当年他是澧县一中仅有的几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农村孩子之一，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教授的女儿谈恋爱又被迫分手，精神受了刺激，不能坚持学习，只得回乡务农，一辈子没结婚，这个孩子是后来领养的。
言归正传吧。不说百分之百，在绝大多数时候，我家门口那种打架一样的推让，最后的胜利者都是我爸爸，来访者只得拎着东西走人。我并不否认，家里有时多了一些烟酒，但那很可能是我或者妈妈收下的。我讨厌那种打架似的推让，不管是在酒席上还是什么别的地方，真的好假，同学聚会如果有人要买单，我是从来不抢的。老爸不在家的时候，若有人送东西来，我一般都让他们走人，遇到个别坚持推让的，我也收过几回。我懒得和他们啰嗦，让他们报上姓名，因为我知道，对付这些人，父亲有办法。
父亲的这一点在全校有名。之所以会出名，是因为他退还礼物礼金的做法让人惊讶。举个例子，对那种怎么也推不掉的红包，比如好几次在家门口鞋柜上面发现了装着钱的信封，而来人早已走掉了。这些信封上都写着名字，开学后父亲的做法就是把这些同学一个个叫到办公室来，当面把信封退给他。有少数同学不收，我爸就叫财务处的同志来，每个信封开一个存折，然后让办公室把存折退给同学。
虽然没有亲见父亲这种奇葩式退还红包的做法，但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家一直不太宽裕，可以说是相对贫困，大院里很多孩子都比我穿得好，用得好，我家购买电器也比大院里很多家庭晚。那个年代没有私人小汽车也没有商品房，家用电器就是一个家庭经济实力的代表。我家第一台电视机购于1988年，一台NEC日电牌18寸彩电，1260元，妈妈对这个价格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家里当时全部的存款就是这些（活期和定期全取光）。
我们家确实一直存款不多。我爸爸是1996年底退休的，那时他已担任校领导十年之久。1996年的我正在报考新加坡国立大学MBA，最发愁的就是高达十几万人民币的学费。在建设银行工作那几年我是一个典型的月光族，上班四年多基本没啥存款。1997年7月飞往新加坡之前，父母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只有几百新币外加两张绿色美元大钞（总计不到人民币六千元），当年他们也只有这个能力。我后来能够完成学业，得感谢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免息学费贷款，约合人民币12万元，这笔钱直到2001年我在新加坡工作两年之后才还清。
（八）万能师傅
1997到1999，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硕士，然后在当地的StarHub电信上班三年，从事工程财务管理工作。在新加坡的这五年我只回国了一次，那是2001年8月，我在公司里被排挤赋闲，个人生活也处于离婚纠纷的漩涡，万念俱灰之时，我请了三个星期长假回中国散心。
当我在北京、西安、庐山和武汉玩了一大圈，时隔四年回到长沙，感觉是又亲切又陌生。屋子还是那个老屋，但里面变化很大，厨房和厕所改造了，房间里铺了木地板，电路变成了走暗线。妈妈说除了厕所改马桶和砌瓷砖，其他大部分活都是老爸亲自干的，包括做茶几和小柜等几样家具。虽然我早知道老爸能做各种小活，但我不知道他这么能干，水工、木工和电工，甚至连家具油漆都包了，叫他万能师傅也不为过。
这屋子每一个角落都留着他的痕迹：装常用衣物的四斗小柜是他做的（我现在就放在床边当床头柜）；厨房门边的三角形工作台是他做的；想用钳子锤子的话，木制五金工具箱也是他的作品，箱子是双层的，上层还分为三隔，相当精致，可算是老爸木工手艺的代表。老屋三个房间的地板都是他亲手铺的，打了胶，刷了漆。这木地板虽然是那种便宜的三十厘米短板子，但都铺得很到位，超结实，从1997年用到2014年的今天都没有一点松动的痕迹。要说明的是，这些木地板都没花钱，可算是捡来的：1995年我装修自己新房的时候，嫌原装的三十厘米短木板太寒碜，就都掀掉，换装一米长的橡木地板。老爸节俭惯了，觉得扔掉可惜，找了辆车把这些小木板全捡了回去。
我爸多年担任单位领导，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退休后他才得以大展拳脚。我曾问老妈当初为什么选择和渔民出生的老爸结婚，妈妈说他这个人勤快。在他去世之后的今天，面对满屋子这个万能师傅留下的痕迹，我才真正理解“他这个人勤快”的含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勤劳而又手巧的人总是令人敬佩的。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我的小外甥女一岁多的时候，他们老俩口把这孩子（外孙女）带回中国长沙照看了近一年。老人帮儿女带孙辈很常见，但我觉得这事对老爸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从我出生到八岁他都在遥远的北方从军，从来没有照看幼儿的经历。我姐的这个孩子不算好带，只要一发烧，老爸那是连夜背着她往儿童医院跑。带外孙女的这一年算是补上了他当年没当过奶爸的一课吧。
2001年8月的年假结束，我黯然返回新加坡。8月30号的日记曾这样写道：“31岁，20载在长沙，这个城市我太熟悉。什么时候，她也变得这样的陌生了呢？时常堵车的五一路变成了宽阔的八车道，公共汽车开始有了空调，路两旁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很多不知名的高楼大厦。。。这几天回到老屋，亲爱的父母亲大人身体都很健康，我在家里被喂得象只猪一样。故地重游，和表妹一起走了省博物馆和几个新的大商场，和父母一起重上岳麓山，和以前的朋友同事见面吃饭。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心情总没办法好起来。。。我很讨厌自己的懒惰，人在家里，一切坏习惯都肆无忌惮地暴露，父母很宠我，不要我做任何事。只是在今天，在告别他们踏上去北京的列车那一瞬间，我忽然仇恨起自己来，我居然在家里这一个星期没有给父母煮过一餐饭，哪怕是一碗面。。火车在慢慢开动，我看见了妈妈眼角的泪花，and
I was crying, too, in my heart.”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基本决定了撤离新加坡回中国。2002年3月，我终于辞去了新加坡的工作，去云南和西藏流浪了两个多月，然后回到长沙。我没有选择上海外资银行的高薪工作，而是去湖南大学当了一名教书匠。应该说，到湖南大学工作，此事间接受益于我爸。在中国，人人都有档案，要么在某单位，要么在人才交流中心存放。1997年我从建设银行辞职去了新加坡，人事档案就寄存在湖南省计算机专科学校，这就是所谓的挂靠单位。等我从新加坡回到长沙，该校已并入湖南大学。我爸写了一封信给湖大人事处，说明了他们年迈体弱需要孩子在身边照顾的情况，湖大工管院此时正好缺人，说欢迎海外留学生回国工作，我就正式开始在工管院上课。
（九）最后的幸福
从1978年我8岁到长沙真正认识爸爸，多年来我和他一直沟通不多，正式的谈话寥寥无几，原因一是我小时候性格叛逆，和父亲多有冲突，缺乏亲切感。第二，不愿主动与人沟通也是我打小的性格之一，遇事喜欢闷头独自琢磨，不到万不得已不麻烦别人，这包括在街头宁可用指南针和地图也不愿问路，甚至包括基本没主动追过女人。第三，爸爸在工作上一直很忙，尤其是在我初中之后，他担任了研究所和学校的领导职务，就更忙了，基本没什么闲暇，有点时间还要操持家务，厨房就是他的主阵地。
大约从十六七岁开始吧，我开始自认为是一个文艺青年。俗话说君子远庖厨，虽然老爸厨艺超强，但我那时候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父亲还会木工和电工等各种手艺，如同一个装修万能师傅，但我也不觉得那有啥大不了，那时我认为只有文学和音乐才是高尚的。父亲的工作是人事、行政和党务，我对他那摊子事当然也是毫无兴趣的。
我大学念的是金融，爱好的是文艺，不论是专业还是业余兴趣，父亲都已经帮不上我了。大学阶段和父母交谈不多，还因为我大多数时间住校，有时周末也不回家，忙着谈恋爱。毕业后在银行上班，我白天忙于跑客户，晚上忙于玩电游打扑克。毕业三年后我结婚搬去了自己的新家，与老爸说话的机会就更少了。1997年我离开中国去新加坡读研，更是基本和父母断了联系，偶尔的越洋电话也只是简单报平安，而且主要是和妈妈通话。
年轻的时候我对父亲平凡的人生没有兴趣，后来我孤身来到新加坡，突然失去在中国熟悉的一切，才慢慢领会到平凡生活的珍贵。2000年我在新加坡开始离婚的战争，心如死灰，很多夜晚独自背着相机在大街小巷梦游，看惯了街头平凡人生，慢慢觉得这才是我的镜头应该记录的东西。要记录人生，最顺手的莫过于自家人了。回到中国后，我开始逮着机会和父母交谈一些话题。
实话实说，除了一些从民国后期到文革的奇闻轶事之外，大部分谈话收获不大。比如我曾问妈妈她这辈子最大的收获是啥，她想了半天说，如果不算工作上的，那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和姐姐长大成人了。这当然不错，抚养后代是最平凡也是最伟大的工作，但我问的不是这种人人都会的事。很遗憾，虽然老妈教了一辈子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但要说在学术上对高等数学的贡献，那是基本没有的。
在和父亲的谈话中，记忆较深的一次是2003年1月，那时我已经在湖南大学谋教书的饭。记得那次是父亲因脑梗塞在湘雅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我买了点香蕉苹果骑着自行车去看他。走的时候他坚持要送我，那个下午清冷灰色，父亲穿着那件灰色的毛料西装，说的也就是要我多穿衣服，在学校要好好工作之类。我有一句没一句应答着。
到医院门口准备蹬车时，我忽然问了他：老爸，你这辈子遇到过啥值得一提的大事吗？老爸说你是指什么？我说比如一般人没经历过的，个人或单位上的都行。老爸想了一下说还真没什么大事。我有点失望，问道：真没有一点吗，看到过的也行，以前在北方部队里十多年都没有一点？
父亲沉默了一会说，可能林彪出逃算一点？我顿时来了兴趣。老爸说其实当天很简单，1971年9月13日晚上他正好在锦州郊区某雷达基地值班，干干净净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大型飞行物。他和战友一边报告上级一边继续监视，直到它消失。
确定那是林彪逃往外蒙古的三叉戟飞机？老爸说应该是的，除了山海关机场雷达之外，最近的雷达基地就是他值班的这个了。我很激动：这么说，你是全国最早看到林彪外逃的人之一？老爸说那不好说，虽然当晚在雷达上发现了一架大型飞机，但当时谁也不知道上面坐着林副主席一家啊。等上级传达林彪事件，已经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
在湘雅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门口这次谈话我记忆犹新。那天他精神不错，完全不像是个病人，几天后就出院回家了。我们都以为这是康复得差不多了，谁也没想到这年的年底，老爸就被再次送进湘雅附三医院，这一次，他再也没能站着出来。
从1996年退休到2003年12月倒下，父亲退休后正常的悠闲日子有七年。除了干家务搞装修，和很多退休老人一样，他也用各种方法打发时间，练太极拳、写毛笔字、上岳麓山运泉水回家等等。期间还几次去新加坡探亲，我姐和姐夫并带着他们老俩口去东南亚以及美国旅游了一圈。这是一个老人最后的幸福生活。
老爸对厨艺的热爱可能是根植在他骨子里的东西。我小时候的情况前面都说过，他退休之后更是如此。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段时间父母都在新加坡姐姐家，老爸基本负责了全家六七口人的饮食，做中餐，还研究西餐，烤鸡和比萨饼都是他自己用烤箱做的，味道相当不错。
2003年，老爸已经68岁，身体各个零件都开始故障频发，胃溃疡、肺炎、失眠、前列腺炎等都是他的老毛病。大约从1999年开始吧，他开始频繁地头疼，初步检查是脑梗塞引起的。遗憾的是，不管是妈妈还是我，甚至包括爸爸自己，对这种头疼都没有足够重视。在我们的记忆中，老爸一直是一个无比强壮的符号。当一个人既是奶爸又是万能师傅，还骑着自行车满街飞奔搞采购，你会想象他某天突然倒下再也起不来吗？
（十）九死一生
但事实确实就是这样的。他突然倒下了。2003年12月24日，一大早老爸独自去湘雅附二医院看病。上午十点左右，他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脑梗塞急性发作，突然昏迷倒下，后脑勺砸在路边石头上，肿起一个大包。可能昏迷倒地有半个小时，然后他又醒过来了，还自己搭车到了湖南大学校医院。按医生后来的说法，这是急性硬膜下出血的中间清醒期。
当天我正在自己家上网，忽然老妈打来电话，说杨飞你赶紧来，老爸出事了。待我赶到湖大医院，老爸正坐在急诊室外面的椅子上，双手抱头呻吟，时有呕吐。校医说赶紧去大医院，怕是有危险。
12点半我们坐出租车来到湘雅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直奔神经内科住院部，开病床，照CT，一通忙乱。中午1点10分，我去外面买米粉，老爸虽然一直抱着头喊疼，我出病房的时候他叫住了我：“杨飞，不要买我的，我吃不下。”这是他（这辈子）意识清醒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等我20分钟后买米粉回来，老爸已经狂吐白沫，神志不清，呕吐物堵塞气管造成窒息，手足乱踹。老妈抓着他的手凄厉地呼喊：快来人那！快来人那！赶紧清理呼吸道并注射一堆救命针剂。神经外科医生来了，说要立即做开颅手术，打开头盖骨清理压迫脑神经的瘀血块，否则立马没命。手术同意书摆在了我的面前，上面罗列了一堆可能的意外和免责条款。
我妈妈已经只会哭了，我想了一分钟，飞快的签了字，请他们以最快速度手术。无条件逼我赌博，有什么办法呢？医生收好同意书走了，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了下来。手术室大门咣的一声关上，我就坐在那里傻等着。
没过十分钟咣的一声门又开了，“杨作霖的家属！”一个医生喊。我赶紧过去，医生说病人的瞳孔已经散大，实际已经脑死亡，现在靠仪器维持着，问是否还要手术。我问是否没一点希望了，医生说那也不一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手术成功，病人的预后也很差，植物人的可能性很大。
医生从手术室出来问我，他们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脑死亡者抢救无意义，拟放弃，但得征求家属的意见。当时我要是说一声“好”，老爸就会被直接送去太平间。可那时我非常绝望地想救他，告诉医生赶紧继续手术，死马当活马医，不放弃一丝希望。
手术进行了整整六个小时。老爸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并且手气很好，他没有死在手术台上，还活着，被送进了ICU（Intensive Care
Unit）特别监护病房。在ICU，父亲持续深度昏迷，没有任何知觉。头部重重包裹，肿得象个皮球，成了正圆形。全身插满管子：头部插着导颅管，鼻子插着氧气管，身体下面插着导尿管，心电监护仪探头布满上身，心跳在每分钟140次左右的极度危险值，凄厉的仪器报警声从未间断。医生说病人随时可能死亡。
那几天在ICU外面徘徊，我完全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无法相信一个强壮的父亲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他是不是被人谋害的？但老爸在单位里是个老好人，有谁会这么恨他？我妈想不起他有任何仇家，我甚至想到了我的前妻涉嫌此事。12月27日我姐夫连夜辗转从新加坡飞到长沙，我们俩花了快一整天功夫沿着老爸24日事发当天走过的线路询查，走访附近的店家、公交车司机，并咨询了警察，最后不得不推断老爸确实是自己倒下的。
开颅手术虽然救了他的命，但他只是在理论上还活着。持续的深度昏迷，除了有呼吸，任何反应都没有，等同植物人。手术后第三天，他因为无法自主咳痰，呼吸困难，又做了气管切开术，在喉管根部切开一个口子，插进一根小钢管，通过这个钢管呼吸。
气管切开的病人都会伴发肺部炎症。老爸本来就有肺病，气管切开后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几分钟就爆咳一次，咳出来全是血，有时还凝结成小血块堵塞了气管，程度几乎致命。24小时连续剧烈咳嗽，整个脸都成了猪肝色，咳得青筋爆起，喷得墙壁上血迹斑斑，我的衣服和脸上也全是血迹。老爸的病床离房门至少有三米，最后喷射状咳血越来越严重，连房门上都是血。一晚上下来，容量一升的吸痰罐装满了暗红色的血色混合物。医生束手无策，连续下发病危通知书。
我得承认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十来天，看着老爸那痛不欲生的表情（如果他明白自己的表情的话），看着亲人活活受难而自己毫无办法，还不如把我杀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但又没有办法躲开，因为老爸时刻需要吸痰，不及时把痰吸出来就会堵塞呼吸道，立刻断气。
吸痰是个技术活，既要轻灵又要狠准。左手捏住吸痰管，靠捏的松紧度来控制吸力，右手掌握吸痰管插入喉咙的深度，这两者要很好地配合，太浅了吸不到，太深了又会刺激肺部引发更剧烈的咳嗽。吸的时候要张驰有度地旋转吸痰管，有时不下狠心吸深一点还不行，还要时刻记住每次吸痰时间不能超过15秒，以免病人缺氧窒息。
本来吸痰这种高级护理技术应该是护士的事，但护士人手不够，从按铃到护士来有时候要两分钟甚至更久，如果气管堵塞，两三分钟都足够病人断气的了。深夜一点之后，夜班只有一个护士，通常要照看40来个病人，加之有的新护士那水平我实在不敢恭维，我只好自己动手，几天下来我的吸痰技术比大多数护士都强。
N个夜晚，从深夜到凌晨我都是怒目圆睁，死盯着心电监护仪。一旦心跳达到90次以上或者老爸的腿部有点躁动，10秒钟之内他必然爆咳。掌握了这个规律，一看到他有咳嗽征兆我就如弹簧般蹿起来，飞快启动吸痰机，还没等他咳出来我已经手持吸痰管等着他咳了。嘿嘿，看到底是你快还是我快。
这个病房两个病人都是深度昏迷，我不但盯着爸爸，深夜另外那位病人的陪护阿姨睡着了我就去推醒她，有时推她都来不及我干脆也帮那位病人吸痰。经常是刚在这边给老爸吸痰完毕，马上又换手套和吸痰管（防止交叉感染）去那边吸。连续数天，我基本只在白天睡两三个小时，大家都叫我“铁人杨”。
很多个深夜和凌晨，忙碌的间歇我靠在病房窗口凝望着，看东方渐起鱼肚白，雾气慢慢绕上医院鬼城一般冰冷的花园。我禁不住质问自己当初决定做手术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窗外寒气逼人，可比不过我心中的寒意。老爸这样的情况，值得继续活下去吗？
医院所有的教授都到齐了。会诊的结果很悲观，主任把我叫到一旁安慰一番并叫我做好后事的准备。经过N天没日没夜的战斗我已经麻木，他真要是死了反而是一种解脱。手术后20来天，老爸除了咳嗽，依然保持深度昏迷，足弓反应非常微弱，膝跳反应完全消失，基本就是一个植物人。年轻口直的庄凯医生提醒我，即使肺部感染控制住，我父亲也可能永远醒不来。一想到隔壁病房那些熟睡N年不醒的植物人，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死亡对我来说倒简单得多。
为了控制肺部感染，最好的抗生素都用上了，去甲万古霉素，新瑞普欣等，一针就是好几百元，一天药费两三千是常事，可是连续用了10多天一点效果都没有。眼看老爸就不行了，我再次建议医生再做痰培养和药物敏感性试验（药敏），医生最后决定抗生素改用青坦威，这是一种青霉素的复合产品。奇迹发生了，青坦威发生了作用，三天下来，咳血减少很多，肺部感染控制住了。
我忍不住要对坚持使用万古霉素和新瑞普欣等贵重药物10多天的医生表示质疑。一般来说，使用一种抗生素三天没有一点效果就应该停止使用，具体改用什么抗生素应该根据痰培和药敏的结果来确定。为什么连续使用十多天无效而不更改？难道使用某些药物有回扣？如果是你们的亲人躺在那，你会怎么做？
老爸是幸运的，青坦威这种便宜的青霉素救了他一命。不过，除了吸痰没那么频繁之外，其它护理工作依然艰巨。护理这事没有窍门，只要细心没有做不好的事。手术已经结束，医生的工作就大半结束了，能否生存得看护理水平。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为了把护理工作干好，我借来了《外科病人护理手册》，在老爸咳嗽的间隙抓紧理论学习。我也借来了厚厚的一本《颅脑损伤诊治》认真钻研，防止医生有可能的误诊。
我觉得除了重度烧伤病人，最难护理的就是长期深度昏迷而且气管切开的病人，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自主意识，一点都不能动，每两小时要翻身一次（为防止长褥疮，后改为1个半小时），每数分钟吸痰一次，每天擦身2次，倒尿袋N次并记录尿量，如有大便要及时清理。
吃饭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昏迷者是没法咀嚼和下咽的。手术后一周，老爸完全没有进食，靠静脉滴注活着。一周后开始鼻伺流汁。鼻伺就是把一根塑料管子从鼻孔插入胃里，把流汁用针筒打进去，每次打100-200毫升，每天6次，逐一记录注射量。我爸爸本来就有胃溃疡，一开始鼻伺就腹泻不止，且拉出来的东西明显有褐色的胃出血迹象，止血护胃药都不管用，只好停止鼻伺。两天后又慢慢试一点，反反复复，再停，再用药，再试，最后终于可以正常鼻伺了。
我以前在家多数时候是少爷，极少做饭。为了营养能跟上，N年没下过厨的我重新开始自制果汁、鱼汤和骨头汤以供老爸鼻饲。每天我都是从超市、厨房到医院不停地狂奔。从翻身拍背擦屎倒尿等简单护理到呼吸道深度清理等高级技术，通过实践，不久我就掌握了深度昏迷病人的全套护理技术，得到了护士长的首肯。
这是2004年1月21日拍摄的一张照片，看起来老爸颅骨伤口愈合良好，头部绷带已经拆除。眼睛上盖着纱布是为防止角膜损伤，因为视神经受损，他的右眼不能完全闭上。脖子上盖着纱布是为了防止异物落入气管钢管导致吸入性肺炎。为使肺部不至过干，此纱布要时刻保持湿润，每20分钟用注射器打湿一次。此外，每一个半小时还要往钢管内滴入数滴盐水，消毒兼湿润。在肺部有明显罗音且咳嗽困难时，更要向气管内注射10到15毫升，强制呛咳，吸痰清除干净，以保证呼吸道畅通。
老爸还活着，可是他依然深度昏迷。每天我都按照护士的建议不停的在他耳边呼唤，但手术后一个月了他依然没有任何反应，保持植物人状态。我那时是希望、失望、麻木和恐惧兼而有之。难道老爸真的从此不再醒来，彻底变成植物人了？
（十一）植物人的苏醒
2004年1月下旬的某天，我抓着他的手习惯性地念叨老爸请睁开眼睛，他突然睁了一下眼睛，眨了一下又闭上了。我顿时一阵狂喜。感谢上帝，我爸爸不是植物人。为了确认不是无意识反应（睁眼昏迷），我又连续试了几次，没错，他是有意识的反应。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接下来情况日渐好转，到2月初，老爸开始能用点头摇头表达自己的意思了。如果他的喉管没被切开，没有插上这根该死的钢管子，也许老爸能恢复说话的功能？
拔掉喉咙里这根管子说来容易，但有点类似赌博，倘若不成功的话，因为病人习惯了吸痰，咳嗽功能退化，不能恢复自己咳痰，还得再次插管，其手术危险性远远大于首次插管，并且可能永远无法拔管。
但我铁了心要拔掉老爸喉咙里的这根该死的钢管子。只要喉咙里插着这根管，老爸就无法离开医院，因为1，钢管每天要消毒三次，取出内管用沸水煮半小时，外管要用消毒液擦拭，擦的时候不可避免会触动钢管，刺激喉咙造成剧烈咳嗽。如此严格消毒，钢管和喉咙的结合部依然有炎症；2，为了保持肺部湿润，须每天做雾化三次，每次十分钟；3，插了钢管，时刻要吸痰，真空吸痰机必须常备床头；4，插着钢管，喉部漏气，永远无法说话。
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不拔管，老爸恐怕将永远住在医院里。想张嘴说话却发不出声音，是一种怎样的痛苦？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拔管。一辈子住在医院里，这样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还不如死了。
到2004年2月中旬，我连续两天观察到老爸半夜几个小时没有咳嗽，是开始赌博的时候了。先试堵管，用橡皮塞子把钢管堵住，看他能否通过鼻子和嘴巴呼吸。如果试堵管72小时成功，就可以拔掉钢管。
这是我最紧张的时候。老爸本来肺部功能就不好，钢管占据了喉咙的部分空间，堵管4小时后他开始咳痰不出，呼吸逐渐困难。我尽全力吸痰，可吸痰管很难转过喉咙那个90度的直角弯。10个小时后喉咙里积累的痰越来越多，发出煮粥似的声音，呼吸急促，接着开始手足乱踹，这是明显窒息致死的前兆。我只好拔掉那橡皮塞子，堵在喉咙里的痰喷涌而出，呼吸正常了，但第一次堵管就这样失败了。堵管必须是连续72小时的，这次连24小时都没有。但是我铁了心一定要拔管。两天后，又一次开始试堵管。这次不成功则成仁。
我总结第一次堵管失败最大的原因是自己不够心狠手辣。这次我在吸痰的时候强力把吸痰管插进老爸的喉咙深处，转过喉咙里的90度拐角。任何东西只要触及喉咙深处都是极度想吐和痛苦的。老爸后来只要一看到我拿起吸痰管就紧闭嘴巴，死活不张开，我则叫护士用压舌板强行把嘴张开。实在不行的时候老护士还有一绝招，那就是把吸痰管从鼻孔往喉咙深处插，强行吸痰。鼻子深处的拐弯几乎是180度的。我跟你拼了。
此处省略数百字吧。72小时试堵管终于成功，老爸喉咙里的钢管子拔掉了。可是我高兴得太早。管子拔掉后是不缝针的，为了让伤口愈合，医生要将喉咙的伤口挤压在一起，然后用胶布贴牢。这正是问题所在：不用力挤压，伤口就长不好，挤压太狠了又压迫气管导致呼吸困难。拔管当天老爸因为呼吸不畅几乎24小时没睡，第二天早上更出现了窒息的现象。眼看人就快不行了。赶紧把耳鼻喉科医生找来。医生说要救命就得再插管。
这时候我与妈妈姐姐为是否应该再插管发生了激烈冲突，打了一个多小时的国际长途。我几乎要吼，铁了心即便冒生命危险也不决再给他插管。但过了半个小时，眼看老爸呼吸越来越困难，脸涨得通红，人就快断气，我心一软，签字同意再次插管。我不要他死。
赶紧撕掉喉咙的胶布准备插管手术。就在医生做手术准备的时候，奇迹发生了，老爸的呼吸逐渐好转了。我立即请医生停止手术。观察了一个小时，他呼吸基本恢复了正常。真是生死成败一线间。继续观察两天无碍，拔管终于成功了。这里我对耳鼻喉医生的建议是：对呼吸功能不好的病人，拔管后贴胶布不可把伤口挤太紧，以免呼吸道狭窄引发窒息。
拔管成功，意味着老爸有了离开医院的可能性。接下来成功拔掉的是导尿管。这个相对容易得多，一天搞定。接下来撤掉氧气管。然后是拆除心电监护仪。到2004年2月底，老爸身上只剩下左臂的静脉注射置管没有拔掉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他不再是一个浑身插满管子的机器人了。医生确认病危解除，改病重。治疗终于告一段落，他不再有立即的生命危险。
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其实医院生活也不都是那么苦逼的，人也得黄连树下唱小曲 –
苦中作乐。即便是在最病危的那些天，我也时不时地在病房里讲点冷笑话，有的陪人都叫我开心果。年轻的庄凯医生也是个段子手，老爸转院那天庄医生说：这三个月总算也是增进了你们的父子感情嘛。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庄医生这句话让我半天没缓过神来。说实话，如果要用这种方式来增进父子感情，我宁愿父子决裂，永不相见。
父亲的突然倒下，逼得我从悠闲生活状态急速转为战争状态。在湘雅医院的这三个月是战斗的三个月。这是我和爸爸两个人的战争。为活下去而战斗。在开颅手术后有40来天他一直是深度昏迷的植物人状态，并发炎症凶猛，病危通知如家常便饭。被逼无奈之下，我快速掌握了各种高级护理技术，包括鼻饲、吸痰、单人翻身和褥疮护理等。在春节几乎所有的护理阿姨都回家过年之后，我只得全靠自己顶上，最长的一次几乎72小时没睡（气管切开病人随时需要吸痰，否则断气），体力极度透支。在那神情恍惚的很多瞬间，我心里在不断地重复：爸爸，你快醒来吧，要不然我就会倒下去再也醒不过来。
（十二）康复之光
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突然倒下，还砸在石头上造成脑外伤差点丢命，彩票大奖的概率也不过如此吧。我父亲就中了这样的六合大彩，戏剧性地结束了他的正常人生。这一年他还不到69岁，从此他再也没能生活自理。
话说回来，我也应该庆幸老爸手气很好，或者说生命力特别顽强：首先他没有死在手术台上；然后他熬过了死亡率极高的重症肺炎；最重要的，他在昏睡了40天之后自己又醒过来了，让人悲喜交加，喜的是他没有变成植物人，悲的是，他基本废了，只能躺在床上，都不能自己坐起来，也不能下地，更别说走路了。
为了恢复他的生活自理能力，所有的治疗方法都用上了。2004年3月，我又把老爸转移到了长沙市第四医院，这里有湖南最好的高压氧舱，用以治疗大脑和神经系统受损。一个月后又转院到湖南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进行针灸和系统性康复训练。
治疗刚开始还是有效果的。2004年4月初的老爸连坐都坐不稳，一松手就倒，两个星期后能坐稳了，一个月之后能站稳。到5月底，他摇摇晃晃的已经能自己走十来米（速度极慢，形似蠕动），右手能勉强拿勺子吃饭（拿不了筷子），左手还是基本不能动。
父亲的这个状况属于半瘫痪。刚开始我还不能体会其严重性，2004年5月中，当他还住在中医附属医院的时候，有一天我实在无法忍受他身上的味道了，决定给他洗澡（他在医院的这几个月都只能擦身，无法洗澡）。这是一件大工程，因为他还站不太稳，抓不稳肥皂也握不稳毛巾。我搬了一把椅子到洗澡间让他坐下，然后我自己也脱了衣服进来帮他。洗到下半身，我让他用手撑着椅子慢慢站起来，他说不行，我只好扶他起来，然后让他抓住水管站稳，但老爸低低的声音说：我抓不住。我只好一只胳膊抱住他，另一只手很勉强帮他洗屁股。我要紧紧抱住他，不能松手，一松手他就会倒。洗澡间水雾弥漫，两个裸体的男人抱在一起。那一刻我突然想哭，虽然老爸在医院半年九死一生，我早已习惯，但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直面全身无力，四肢蜷缩，近乎残废的父亲，全身赤裸的。就在几个月前，他还那么的强壮，那么的能工巧匠。我的视线模糊了，分不清是泪水还是喷淋的水。
我非常希望他的状况能继续好转，但康复之光却没能持续，接下来十年他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了，再也没有什么转变。一直到去世，他没能自己洗澡，也没能再自己用拉链和扣子。瘫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开颅手术之前窒息太久，脑神经系统严重受损（当时他的瞳孔都已经散大），而神经细胞是全身唯一不可再生的细胞，一旦损伤就是不可逆的；还有，手术后他40多天深度昏迷，我只顾给他救命，对骨骼和肌肉运动功能的恢复重视不够，等他醒来为时已晚。
2004年6月25日，在辗转三个医院住院半年之后，
老爸终于要出院回家了。和瘫痪做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继续住在医院里已经没什么涵义。半年的医院生涯我最深的体会之一就是：健康确实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而且是现金，老爸住院半年花了15万。我也更加体会到人生短暂，自己喜欢什么就要赶紧去干，等到深思熟虑N次，自己也离死不远了。
人的一生过得非常快，要不了多久我也将是一个老头。这不是开玩笑，老爸从健壮如牛到瘫痪在床，对我来说恍如一梦。记得1976年的夏天，妈妈带着我和姐姐来长沙看爸爸。船是深夜到的，昏黄的霓虹下，老爸蹬着一辆食堂买菜的三轮车载着我们全家快速掠过湘江大桥，那时的他是何等健壮，两个大人两个孩子连行李，一车满载四五百斤，旧社会最强壮的黄包车夫也不过如此吧。
这一切就像一场梦。病愈后的老爸自己摇摇晃晃的走不稳，靠别人搀扶着，上厕所和洗澡都要依赖保姆，左手蜷缩成一团，几乎是废的。看到他这个样子，再看看家里的桌子椅子板凳电线等等他能工巧匠的劳动成果，这真是让人变态。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老爸出院之后，家里多数时间请了保姆，我不必天天去报到，不必再长守床前了。我是长舒了一口气。可这只是表面上的。N个深夜我感觉这样吊着的日子比老爸病逝还要难受和麻木一些。我不愿意回家，不想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又必须回去。家里有人病了，我得回去。
父亲成了这个样子确实是让人沮丧的。可不管如何倒霉，这个世界上总是有更倒霉的。神经外科病房就是极端人生的展台。在湘雅附三，住院时间最长的那位已经躺了近5年，保持植物人状态，总医疗开支超过一百万元。如果病人保持植物人状态，一般中产家庭一到两年基本都宣告破产。隔壁病房那位车祸的，39岁，女儿才11岁，年迈的父母每天拄着拐杖来病房，绝望的妻子的呼唤天天洋溢在病室长长的走廊上。再过去一个病房，是老爸守着昏迷已经四个月、苏醒基本无望的儿子。等等。
本来我以为神经外科病人已经够倒霉的了。可某一天陪老爸做针灸时我突然又觉得自己相当走运。就算老爸去世，70岁的他已经没有太多可遗憾，而针灸室有位一岁多的小孩是个脑瘫，除了嚎哭和眼珠能转，身体任何部位都动不了，全身针灸被扎得象刺猬一样。那孩子才一岁多啊。先天性脑瘫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性。这孩子的一辈子要怎么过？这一家人的日子要怎么过？我不敢想象。
然而这孩子也还是幸运的，至少还负担得起昂贵的医疗费。在ICU特别监护病房，平均每天的花费在五千元左右，有很多抬进来又抬出去的，因为没钱了。在脑外科，我还遇到过一位19岁的农村年轻人，骑摩托车摔了脑袋，昏迷不醒，本来手术治疗很有希望的，但他家里拿不出两万元手术费，只得又抬回家。那一刻我觉得中国的医疗制度简直匪夷所思，应该先救年轻人啊，他们是家庭和社会的未来。我甚至愿意放弃抢救爸爸，优先抢救一个有未来的年轻人，可是这要怎么搞？
（十三）漫漫十年
老爸出院了，抢救生命的战斗告一段落，艰苦的长期抗战就此开始。从2004年6月25日出院，到2014年8月25日去世，这场长达十年的战争让人疲惫、麻木与绝望，某些片段甚至把人逼到了家破人亡的边缘。我本不想触碰这些日子，但报喜不报忧不是一个好习惯。事情完整表述，对其他艰难养老的家庭也是一个参考。
麻木与绝望应该不算夸张。总体来说，如果是大脑或神经系统受损导致的行动不便或瘫痪，以目前地球上的科技水平，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神经细胞是身体唯一不可再生的细胞，世界上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依然坐在轮椅上，如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等等，其道理显而易见，这不是金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医疗能解决的问题。
我爸爸并没有完全瘫痪，理论上来说他自己能走，只是速度极慢。他的右腿几乎是废的，完全使不上劲，爬一层楼需要十分钟，这还是在他身体状况好的时候，若是脑梗稍有发作，他随时可能摔倒。但他又很要强，这十年每次住院，上下楼的时候都拒绝别人搀扶，自己用双手抓住楼梯栏杆，一步一步地挪。我在他后面步步紧跟，生怕他摔倒，这一旦摔倒很可能致命，就算没大事，他自己也没办法爬起来，因为他的左手也几乎是残废的，无甚力气。
在家里的平地上他移动要安全些，但也有数次摔倒的记录，有时候我不在家，妈妈一个人也没有足够的力气扶他起来，就协助他先爬到沙发旁边，再慢慢撑起来，有时这样还起不来，只能去敲隔壁家的门找人帮忙。曾经那么强壮的父亲，如今竟沦落至此。
幸运的是，虽然很缓慢，但是爸爸还算能自己移动，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时候他可以自己上厕所，但也有内急之时他移动太慢，以至于拉在身上，这就苦了我妈妈，全套衣裤都得换洗，一忙两三个小时。这样弄多了我爸自己也不好意思，有时就直接在洗脸池里小便了（洗脸间离他的床较近）。如果是夏天，洗脸间没多久就会满是怪味，老妈少不了要说他，老爸一般则是死不认账，家里又是一顿小吵。唉，我应该知足，这至少比大小便都在床上的情况要好多了。
坐牢的人每天还得放风，你能想象一个人闷在家里数年不出门，性情会变成啥样吗？我爸就是这样被如同被软禁，在老屋这个小小的90平方米空间里呆了整整十年。让人不解的是，他基本没有出去走走的意愿，有时候我看太阳很好，想推轮椅带他出门透气，他都明确表示拒绝。以前老爸是家里的大厨兼采购，对溁湾镇新一佳超市相当熟悉，病后他也拒绝坐轮椅去超市。我想可能他比较爱面子，在单位大院里他以前是领导，而且身体极好，上下飞奔，现在他可能不想别人见到他这样？
老爸虽然不出门，但他特别关心天气，每天晚上六点五十准时收看湖南电视台天气预报。只要是晴天，他就会高兴地冲着妈妈喊：明天又是个大哈哈！这指的是电视画面上那个太阳标志。因为我妈妈每天得出门买菜，老爸于是每天报告老妈天气状况。这也是他唯一能帮忙的事了，他自己没法出门。
虽然不愿出门晒太阳，但老爸对出远门没有拒绝。2008年5月，我和妈妈一起长途远征，推着轮椅带着爸爸飞去新加坡姐姐家度假。这次数千公里的长途旅行我们如临大敌，轮椅随身上了飞机，换洗衣裤和尿壶也是随身携带的。在航空公司的优先照顾下，旅行往返顺利。这也是父亲的最后一次远行。
爸爸以前是个闲不住的人，家里做饭基本是他承包的。鉴于病后的情况，我们不敢再让他下厨房，因为他短期记忆力受损，好几次打了火就忘了关，险些酿成火灾。父亲的双手动作太慢，也没法进行精确操作，油和盐的量不好掌握，而且他的味觉也退化了很多。
就是在这种半残废状态下，老爸依然不失勤劳本性，表现了顽强的毅力。不能在灶前掌勺，他就专门负责择菜，以及准备作料。菜摘得很干净，蒜末和姜丝也都切的很细。这种平常人一会儿就能做完的事，我爸需要一两个小时甚至一上午。以他的身体状况，做任何动作都很慢，尤其是切姜丝这种精确动作，经常是半晌才能切一刀。
不让他用火，他就琢磨凉菜。最近这几年晚餐他常做的是凉拌黄瓜。这个菜很简单，但他下午四点多就开始给黄瓜去皮、切片，加点醋和盐，等全部做好都快天黑六点了。切黄瓜的时候他非常专注，好像这个世界都不复存在似的，有时我回家开了门，站在他身后看了半天他都没觉察到。他的双腿使不上劲，不能久站，切黄瓜的时候是半靠在墙边的，整个身体呈佝偻状。还有时候他不太能控制自己的口水，都没注意到口水也流在了菜板上。站在他身后我半晌凝望，回想小时候他教我切菜时“哒哒哒”如机关枪连发那种神速，那一刻我感觉想哭。
这十年让人想哭的时候有不少。好几回他旧病复发，需急送医院。记得那次是2008年的大年初一，他急性脑梗发作摔倒在地。救护车闪着急救灯在楼下等得不耐烦了，平时他移动就慢，病了就更慢得出奇，二十分钟了还没有从三楼下到一楼，他又极要强，这种情况还拒绝我扶。没办法了，我只得强行背他下楼。那段时间他负责饥饱的神经可能出了问题，特别能吃，体重猛涨到80公斤左右，比我还重。背着他下楼我感觉非常吃力，感觉自己快要摔倒，还得尽力弓着腰背，防止他摔下来（因为他的手没劲，搂不稳我的脖子）。外面寒风呼啸，我背着残疾的父亲，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救护车，感觉要顶不住了。
这十年，老爸洗澡这个任务基本是老妈承包的。给残疾人洗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父亲下肢出问题之后，先得做防水包扎才能见水。从2012年4月起一直到2013年底，父亲双腿膝盖以下皮肤溃烂，可能是脉管炎和缺血性坏死共同导致，夏天时病情更是完全控制不住，肿得吓人，流脓不止，医生束手无策，我怀疑父亲可能需要截肢。但是妈妈没有放弃，每天给爸爸清洁消毒和外敷膏药多次，最严重的时候她半夜三点都开着闹钟起来帮老爸做护理。我妈都七十多岁了，自己心脏也不好。唉，还是不要说了吧。
我唯一承包的活是每个月给老爸剪指甲。这并不难，但每次捧着一双扭曲变形的双脚（那皮肤明显呈尸体一样的暗黑色），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老爸的手指是蜷缩的，怎么都伸不直。因为长期半残状态，他走路姿势不对，关节都严重变形，尤其是足部，没多久就会长出（磨出）厚厚的茧子，剪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手指和脚趾都是敏感部位，老爸常常骂我太心狠，有时都剪出血来了，但不下狠心又除不掉茧子。我后来买了一把锋利的修脚小剪刀专干此事。老爸剪头发也是个大问题，一般是我推轮椅去理发店，或者老妈去理发店叫师傅上门（多给点钱）。去年底我买了理发工具亲自在家给他剪头发，可惜这套工具只用了几次他就去世了。
在老爸病倒的最初两个月（2004年初），医生曾说他可能无法站着出去。那时我很疯狂地不信医生的话，为了抢救父亲的生命，为了让他脱离植物人状态，我几乎是斗智斗勇加玩命了。在病房里我放出话，谁要是能让我爸爸站着从医院出去，我立马给他十万元现金。父亲后来是坐着轮椅出院的，也算是胜利了一半吧。没有谁得到了这十万元，如果说谁最接近得到这奖金，至少就护理方面来说应该是我。
接下来父亲能继续生存十年，我妈妈当之无愧应该得此大奖。这十年我大多数时间没住在父母家，说实话真没帮上多大忙，我只是个备用的，比如老爸住院和出院需要用车。老爸病后退为厨房小帮工，老妈则转变为家里的大厨，而且身兼全职保姆和全职护士两个角色，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喂水吃药、洗衣洗澡、外伤护理等等难以尽数。以前她和别的老太太一样爱逛街、打拳、练扇子舞，老爸病倒后，这些活动几乎全没了，时间全耗在了家里，她是父亲最后十年生活（和生命）的支柱。
（十四）失踪的父亲
病后的父亲景况凄凉，但再糟糕的事情，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所有人迟早都得面对。不过，我爸爸的情况有些不同，相比他身体的残疾，更让人难以面对的是他精神上的转变。
转变这个词可能不够准确，因为很多时候他的性格已经面目全非，某种程度来说，我心目中以前那个父亲在2003年12月24日就已经死了。病后醒来的他像换了一个人，自私而易怒，有时接近歇斯底里。他也失去了部分短期记忆力，比如我很想知道2003年12月24日当天他摔倒的具体情况，但是他一点也想不起来。很多手边的事他立马就忘，但是解放前小时候的一些事他还记得相当清楚。在阅读报纸上某些读者体感人故事时，以及看到电视上某些弱智煽情镜头时，他有时会突然流泪不止（情绪不受控制），在他病倒之前我从未见过。
老爸手术被揭掉的那块头盖骨大约有10X6厘米见方，没有再植入，所以他的脑袋右上方这块十年来一直是软的，没有头盖骨。性情突变主要不能怪他，就算是一个正常人，熟睡刚醒有时也会问自己在哪儿，何况他做了开颅手术，深度昏迷了四十多天（呈植物人状态）。我应该感谢上帝，他还能醒来认识家人，认识我。
父亲的最后十年，大半时间家里没有请全职保姆。他的退休工资比我上班还高，当然不是没钱请保姆，而是他脾气太大，有时只要稍微有点不如意，比如多用了一点水，或者饭勺没有按位置摆好，他就大发雷霆，吼声震天，好几个保姆都是这样被骂跑的。
老爸这种火爆脾气越来越厉害，以至于钟点工都不敢上门（如果我妈妈不在家的话）。这些年他时有住院，有好几次因为小事，比如晚上不到九点就要关灯，还不准别人看电视吵到他，差点和同病房的老头打起来，医生护士都劝不住，只得打电话找我妈来。还有一次我推轮椅送他去四医院康复科，针灸做完之后，我晚来了两分钟，他突然怒气大发，抡起手杖冲我就打，旁边的病人和医生都吓住了，我躲闪不及被打中腰部（还好那天穿了棉衣），我没想到他突然一下身手这么敏捷。平静下来后，妈妈多次跟他讲道理，说再这样就没有医院收你了，也没有人再照顾你。老爸当时都答应，但转眼就忘，依然如故。
在我记忆中，老爸以前对人是极好的，他曾经是那么的乐于助人，善于为别人着想。对于这种性格突变，我觉得老爸可能是手术做坏了脑子，但情况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他很少对老妈开吼，他还是认人的。我只能总体估计，约有60%的时间他的神智相对清醒，40%的时间他无法控制自己。这没有办法，脑手术之后的性格突变，一般无法解释，也无法治疗。
父亲脾气变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无法得到某些药。除了行动不便，这十年他的那些老毛病，如椎间盘突出、肺炎、失眠、前列腺炎等，没有一个好转，没有一个让他轻松。俗话说病急乱投医，一个人疯狂想得到灵丹妙药，但却遭遇人为的重重阻力，其愤怒可想而知。
为了给他治病，我和妈妈差点连命都搭上，当然不会吝啬买药的那点钱，但我父亲想要的不是医院里的药，而是一些宣称包治百病的特效药（主要来源于报纸广告）。他经常严重失眠，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很多时间需要打发。由于无法出门，读报就成了主要的消遣。我本以为这是好事，没想到这每天都送来的《潇湘晨报》却让家里爆发了新的战争。
说件小事吧。2006年9月的一天，妈妈较为惊慌的告诉我：杨飞，今天我午睡起来发现你爸爸失踪了，找遍家里没人，我估计他走不远，果然我追下去就在传达室找到了他。
从家里到单位大院传达室大约有500米。我不知道爸爸是怎么走过，不，应该说挪过这500米的。他那身体情况，他那速度，估计一个小时都走不完这漫长旅程。平时我们根本不敢让他一个人出门，这要是再摔一跤就可能没命。
不知道爸爸那天中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一个人挣扎出门，拖着残疾的双腿挪了半公里去传达室会见医药代表的。贩卖天价奇药的人，一般都会热心地送货上门，妈妈不让这些医药代表进门，爸爸怒了，于是不顾一切自己出门取药。
虽然我爸爸一直是半瘫痪状态（医生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但他有一个更大的心愿：重新自由走动。他甚至还想和以前一样自己搭公共汽车去市里。2005年70岁生日之前，他还让妈妈帮他办老年乘车证。
在我看来，爸爸重新自由走动只是一个永远的梦。神经系统的损伤是无法治愈的。很多次我告诉爸爸要摆正心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钱有势而又生活在轮椅上的人，比如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等，但他不听，在所有的西医治疗和康复训练均告失败之后，他开始迷信报纸广告上那些神奇的中药。据说吃了这些药，瘫痪病人即可扔掉拐杖健步如飞。这种美妙的幻景某一刻也曾诱惑了我，以至于我拿着报纸去找老爸以前的主治医生。庄医生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相信这些药，还来找我干啥？
中国的报纸有个怪现象，医药广告满天飞（基本全是中药），什么病难治就有什么特效药，个个都是高科技新成果，比如“20天解决妇科炎症，小药丸胜过大医院”的某妇科良药，“尖锐克疣”消毒产品，专治失眠的天价枕头，还有宣称能治老年痴呆、小儿脑瘫的著名的脑力健。
特效药当然不便宜，这种全名叫“脑力健神经节苷脂”的保健口服液，一个疗程需要一万三千元。从2004年8月开始，无数个深夜，老爸都在我妈睡着之后悄悄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买脑力健。在广泛搜集资料并咨询多位医生之后，我认定此药属于诈骗。某个晚上，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他在电话里央求了半个小时，软硬兼施，但我还是劝他别上当。最后父亲勃然大怒，吼声如雷，发誓从此不再认我这个儿子，第二天还要我妈妈把他的工资存折重新交给他。家人几乎翻脸。
一般我是意志坚定抵制医药骗子，但也有时候没挡住。爸爸虽然大多数时候见我就骂，但也偶尔有心情较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特想抽一根烟，到处找不到打火机，老爸和颜悦色地说：来，我给你。他打开一个小抽屉，翻了半天掏出三个打火机，拿出最好的那只红色的给我。这只红色打火机我一看就知是我很久以前用过的，不知啥时被老爸藏了起来。被老爸骂习惯了，突然一下被他优待，我受宠若惊。老爸一边把打火机塞在我手上一边说：杨飞，你能先借一点钱给我买药吗，我知道你最近困难，先给两百元成吗？握着那个打火机，我心里只想哭。为了买药，以前那么威风的爸爸居然沦落到用一块钱一个的塑料打火机来讨好我。
2005年春节，姐姐回家过年，走的时候给了我钱，说可以酌情给爸爸买药。终于他老人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脑力健。不过，他吃了之后没有任何改变，依然半瘫痪。脑力健因涉嫌虚假宣传于2006年9月21日被上海工商管理部门查禁。
除了脑力健，对于老年人常见的前列腺炎，自然的，报纸上也有灵丹妙药，价格奇贵无比，吃了之后没有任何效果。还有一次老爸感觉腰疼，他自己怀疑是骨质疏松。同样的，报纸上也有治疗骨质疏松的特效药广告。这次吃了之后颇有疗效，我爸很高兴：你们看，我买的药不会错吧。那次乘他住院检查身体，我给他做了专业骨密度检查，结果正常。我彻底晕了。
大约从2006年初开始，爸爸的右腿开始莫名其妙的肿了起来，颜色开始发黑。老爸自认为是脉管炎。当然，报纸上也有治脉管炎的特效药。在家里斗争了几个月之后，老爸最终得到了这种药，但吃了之后也没有任何效果。2006年8月中，我完成了为期一个月的上海专题的拍摄，回到家第一眼看到爸爸我差点没哭了，因为他的双脚已经肿得很厉害，连鞋子都穿不上了。终于说服他去住院。医生排除了脉管炎的可能性，用了促进血液循环的针剂，三天下来腿就消肿了。同病房的病友都劝他别乱买药，花钱还在其次，这些江湖游医的药不知道会吃出什么事。老爸一声不吭，后来私下对我说：他们知道个屁，杨飞，你能再给我点钱么？我最近又在报纸上发现了一种新药。
妈妈和我都不再给他买报纸广告上的药品。本来我以为老爸已经被断绝了买药的途径，但2007年快过年的某天，一个陌生的电话进来，寒暄半天原来是我爸爸的老部下唐叔叔。唐叔叔说：杨飞，你爸爸前个月找我借了两千元钱买药，说年底你姐姐回来就会还给他。昨天又打电话找我借钱。钱都是小事，以前你爸爸对我们很好，但是药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吃，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吃，杨飞你说呢？
这些年去过我爸的房间的人，都会震惊于那满屋子的药瓶，很多是他趁妈妈不在家，打电话让人送来的。在家里接到这些医药骗子的电话，我都几乎要骂人让他们别再骚扰，但那些推销员个个都很顽强。于是我爸爸穷尽各种办法去搞钱，唐叔叔只是其中一个案例。2007年春节之前，有各种讨账的电话进来，我妈总共还了六七千元给别人。具体爸爸找了多少人借钱，很难确切知道。
老爸对买药的执着，一般人很难想象。被他逼急了，有时候我也会敷衍一下，说最近手头紧，过段时间再买。后来我发现这也不好，自己像个骗子。只要我一进门，爸爸就会趁妈妈不在的时候对我说：杨飞，上次说好了的，这次你能给我一点钱吗？我有时就改口说：等发了奖金就给你啊。接下来几次老爸就会问：奖金发了吗？这样一直拖着，老爸有时也会大发雷霆，骂我是骗子，不守信用。有时我实在不好意思了，就给他一张五十元或者几张二十元的钞票。钱虽然少，但老爸都会很高兴地接过来，一边谢我一边叮嘱道：别让你妈知道啊，她会骂人的。唉，父亲，你何以至此。
（十五）愤怒的公牛
我的住处离父母家只有几公里，但这些年很多时候我都不太敢去看他们。因为买药的纠纷，父亲几乎变成了一头愤怒的公牛。有时回家之前我得先打电话，若是妈妈不在，我有钥匙也进不了门，爸爸听见我的声音会将门反锁。有时我动作快进了门，爸爸会跟着竭斯底里地狂吼：滚，你个狗东西，不忠不孝，不要脸的又来了。他声音奇大，吼得整个脸青筋暴起，整栋楼都听得见。这栋楼里的新租户有时会关切地问我家里出了什么事，而老邻居们都习以为常。
我早已习惯了这头愤怒的公牛，所以全当无视，有时依然厚颜赖在父母家。为了把我赶出门，父亲想了很多办法。2005年有段时间在父母家，我的东西总是莫名其妙失踪。我的电动车钥匙是一个月后邻居在楼下草丛里发现的，我喝水的杯子是在洗衣机后面找到的，我的网线数次被剪断，我的自行车轮胎会从边上被戳破（而不是接触地面的底部）。父亲的这种杰作数不胜数。
各种手段无效，老爸有时会气急败坏地说：再回来我就杀了你。面对蜗牛一般行动迟缓的父亲，我有时会笑他：就你这样子，给你把菜刀，看你能怎么杀了我？老爸听了都不说话，但有一次他最后回答道：你总有睡觉的时候吧？
一句话让我冷汗直冒。从此，除了紧急情况我再也不敢在家里过夜，连午休都不敢。
老父亲对买药如此执着，都想夺人性命，我有时难以置信。可能是我还不够老，不够残，不能完全体会软禁在家、苦度余生的痛苦。我应该这么想，正常人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被撞到手臂麻筋也会有突然麻木（不能动）的时候，这种痛很短暂，一会就好了。我父亲不是一会儿不能动，而是终身。这是怎样一种绝望呢？
多年来我无视老爸的怒吼，全当他脑子坏了，但也难免有意外时候。2006年我心情极低的某一天，恰巧又遇网线被他剪断，我那一瞬间没控制住自己，一把将父亲推倒在床，扇了他一巴掌：说，是不是你剪的？！父亲照例死不认账：就不是我干的！做了坏事还撒谎，那一刻我差点想宰了他。但当那一记耳光响亮的时候，我瞬间清醒了过来，抱着他右边残缺的头我直想哭。老爸暴怒地挣脱了我，继续狂吼滚出去，我没你这个儿子！那一刻我只想去死。
打了父亲耳光，好几天我心情极其低落。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双重残疾，身体和心灵上的。小时候我经常挨他揍，我当然反对家庭暴力。这篇文章的开头曾写道：“我总觉得小孩子的思维异于成人是自然的，他们的大脑发育还没有成熟，有时不能控制自己，从某种程度来说和精神残疾类似，如果我们不能歧视和用暴力对待残疾人，那也同样不能这样对待孩子。每一个挨打的孩子都是一只流泪的蜗牛。”
小时候我是一只流泪的蜗牛。现在年老的父亲也变成了一只流泪的蜗牛。回想小时候他打我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像我现在一样难受到想哭？不知道这是不是报应，老天有意要折磨我们家，小时候让老爸打我，现在又让我打了他。十年买药，家里变成了火药桶，我是有家不能回，不敢回。为什么我家会沦落至此？
我的父亲变成了一头愤怒的公牛。我也怒了。这个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靠诈骗老人发财，为什么医药诈骗犯罪得不到惩罚，为什么党和国家主持的杂志和报纸明目张胆地支持骗子们刊登广告？
也许有人说，诈骗是一种古老的职业，不可能禁绝，但中国的医药诈骗这些年也太猖狂了。我父母所在的这栋楼是一栋没有电梯的老楼，住了很多退休职工，经常有人被骗，医药骗子们成群结队在这里推销天价补品、中成药和各种神奇物品，比如两千元一只的枕头、六千元一床的被子（宣称治疗失眠有奇效）等等。为什么公安机关不对此进行重点打击？医药诈骗等同谋财害命，难道他们不知道？
报纸靠广告赚钱是应该的，但是，赚钱也要讲一点良心吧？是广告就登，管它骗不骗人，这就是现在中国报纸广告行业的现状。报刊还不算重灾区，如果你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会发现绝大多数电台都在推销中成药，骗子们在电台演播室里明目张胆地表演双簧。中国媒体行业的良心在哪里？
药品毫无疑问应该是国家严格监管的行业。爸爸经常拿着报纸找我，有时我会告诉他这些都不是国药准字的，不是药品，顶多算保健品。但有时候我爸告诉我的那些药确实标有“国药准字xxxx”，我上网查了，这些国药准字并非伪造，但当我拿着报纸去查资料问医生，却被告知这属于诈骗。我非常疑惑，为什么国家药监局会串通骗子诈骗群众钱财，坑害老百姓的生命？药监局的这些官员，还有报纸和电台负责广告的那些人，他们家里有没有老人和病人？
2007年5月2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因贪污受贿649万元被判处死刑，案件涉及全国45家医药企业，137种药品使用虚假资料获得了药品生产文号，其中6种药品为假药。郑局长被枪毙，但药监机构的贪腐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2010年4月20日，国家食药监局又有6名官员被双规，5人被批捕。我不知道这种事什么时候是一个尽头。
人性并非本善，如果人性本善，就不需要国家，也不需要管理，大家都会主动为别人着想，把最好的东西让给他人。但是这基本没有可能。我们成立了国家，成立了各种监管机构（包括药监局），就是为了制止恶人坑害大众。但是，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或有效制止）药监局的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与恶人勾搭，一起坑害大众？反腐多年，为什么越反越腐？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能有效地自己监督自己，个人、集体、政党莫非如此。如果体制不改，贪腐无法得到控制，老百姓将一直被害，永无出头之日。
这十年我被害惨了。很多次我徘徊在家门外，我真的不愿回去，不愿看到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家。一进门老爸就问我要钱买药，否则狂吼。老爸骂我，老妈则骂老爸，家里乱成一团。有时候我也会吼两句：家里都没剩下几个人了，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知不知道我拼了命救你，不然你早就死了！老爸吼道：我就差没死了，你为什么要救我？！
父亲骂我无数次，这句话让我最难受。花了几十万的医疗费，无数的时间，那么多夜晚我在医院战斗，无数的日子妈妈在家里战斗，换来的就是这个结果？父亲的命是被救过来了，但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我妈妈耗尽了十年心血，我自己也痛苦了十年。我是救了父亲一命，但是，受益者是谁？
2003年12月24日我爸爸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瞳孔已经散大，医生从手术室出来问我手术是否继续，他们的意见很明显，脑死亡者没有抢救的价值，即便活着，病人的预后也很差，植物人的可能性很大。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让时间回到十年前，回到手术当天，我可能会选择放弃抢救。
前天翻到一本鲁迅先生的旧书《朝花昔拾》，其中一篇《父亲的病》写道：“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旦将要到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务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这先生自然是西医。”
是的，人应该死得没有痛苦。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句：人应该活得有质量。每次回家见到老父亲那个样子，我心里非常难受，那种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残疾实在太惨了，他自己也觉得痛苦难忍，只差没死了。平时大家都认为人只要活着就好，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活着不是为了痛苦。活着，但生活的质量太差，就失去了生命本来的意义。
我总体认为，如果一个人已经不能对这个社会再有任何贡献，尤其当生活的质量很差时，他的苟且存活就是不断地折磨自己，折磨家人，并不断地消耗宝贵的医疗资源。我将拒绝这样的生活。我支持安乐死，如果能得到有效监督的话。
父亲手术当天已经昏迷，他是不可能为自己做决定的，我匆忙之中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教训就是，在清醒的时候，我自己需要订立一个预先医疗指示（AMD,
Advance Medical Directions），在预后很差的情况下，严禁他人抢救我。
活得有质量，死得有尊严，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目的。
（待续）
我父母的结婚照
父亲去世快三年了，今天重发这篇文章是为了警醒自己，你还有艰巨的写作任务没有完成。2017年的父亲节又要来了，Rest In Peace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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