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
2001年9月，当年我在新加坡，某天正看着电视娱乐节目吃饭，忽然这电视自己切换到电影频道，貌似都市战争片。我随手换了一个台，还是一样的画面。我以为电视机坏了。然而我错了，电视机没坏，也没有播放电影，这是真实的画面，两架满载乘客的民航客机刚刚撞了高楼。
当时没有太多的信息，但是我整晚都心情不好。别的不说，死了很多人是肯定的。现在我们知道那天死了差不多三千人。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我刷了刷世界各地的论坛，只有中国的论坛比较让人惊讶，有不少人为此事叫好。有的还写了理由，哼，撞得好，这帮美国佬，谁叫他炸我们的大使馆。
我当时有点看不过，在坛子上回了几个人的帖，我说这飞机和大楼里的人都是无辜老百姓。做人要有良心，别人家死了人，你这么庆祝是不对的。不要因为自己家里没死人就开心，你的亲戚朋友保不准也有在国外旅游和读书的。
20年过去了。这个暑假我在长沙，因为疫情哪也去不了，只好带着孩子天天在岳麓山下的桃子湖闲逛。8月某天，湖边的亭子里有几个大妈也在赏荷花。这几个大妈五十多岁吧，都穿的挺好，文化人的样子。只听得她们说，哼，干得好，这帮美国佬，谁叫他炸我们的大使馆。另外一个大妈说，是的，他们以前在海上还撞过我们的飞机。我明白这是在议论昨天阿富汗机场的爆炸，有一百多人丧生。
我已经不再年轻了。现在如果有谁说一加一等于三，我也懒得理。如果一定要我说，我顶多说一句你好牛。所以我在亭子里继续拍荷花，就当没听见。
最近写作环境不好，我已经很久没动笔了，一直在看历史书，这个比较安全。在翻看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最让人最难过的是文革时期，有太多的文化精英无辜死去，包括音乐人、画家和作家，其中包括我最崇敬的老舍。老舍是真正的大师，作家里的作家，他写的大白话强过别人的华文丽章很多倍。但是我在研究老舍作品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了一篇《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部分摘录如下：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老舍这篇文章发表在1951年10月的《人民文学》，描述的应该是三反五反的大会场景。这篇长文并无恶霸具体的罪行，只在文中有一句，“一个卖油饼的敦厚老实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我心的话这个情况应该罪不至死吧。但是当年批斗恶霸是很厉害的，也没有什么程序可言，有的从大会上拖出去就直接毙了。
老舍1951年的这个叙述，和他自己后来在1966年的遭遇很相似，都是被群众批斗，不容分辩就一顿暴打。老舍受不了这个侮辱，随即投湖自尽，一代大师就此长辞。
读到这里我禁不住掩卷长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老舍也是死于他自己曾经称赞过的这种制度和模式。
我的孩子这个月刚刚上一年级，他慢慢懂事了，开始问一些大问题。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呢？我觉得应该是生命。没有命就什么都别谈。
除了生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平等。换句话说，每个人的生命都同等重要，不分性别、种族、国籍、阶级或贫富。你可以骂人，但是不能打人，更不得取人性命，除非经过了完整的法律程序。我为20年前双子塔和民航客机上的人难过，为上个月喀布尔机场死去的人难过，为老舍本人难过，都是基于生命与平等这两个基本原则。
如果要我给孩子上启蒙第一课，以上就是我想讲的。我已经老了，不善争辩，如果看到朋友圈里有人面对无辜与不幸还讲风凉话的，我也就不多说了，拉黑了事吧。
周末随笔，诸君批评。
老杨，
202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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