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老杨版（草稿）
一，晚清篇（1840-1912）
9，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和清朝的终结）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终结了两百七十六年的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首次抛弃了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继菲律宾共和国之后的亚洲第二个民主共和国。
这次起义也称武昌首义。首义是指首次成功的武装起义。自1895年起，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十来次，均以失败告终，尤以1911年4月的第三次广州起义最为壮烈，事败被杀者一百余人，后集得遗骸七十二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广州起义的总指挥是赵声，副总指挥黄兴，参战人员不到两百人，却一度攻占两广总督府。这次起义打出了革命党的血性，震动了朝野，它也说明发动清朝军队（新军）起义是正确的方向。依靠新式军队比依靠帮会更为有效。武昌起义正是新军起义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1911年中，清朝在武汉的新式军队（新军）有约一万六千人，主力为陆军第八镇（师）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旅）。自1908年以来，湖北和湖南（两湖）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分别在新军中发展了大量会员。文学社原名振武学社，是湖北新军中最大的革命团体，后改名文学社以掩人耳目。
1911年9月初，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六千湖北新军奉命入川镇压，武昌防务相对空虚。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联合会议，决定发动新军武装起义。会议由文学社的孙武主持，定起义日期为10月6日，并通过了临时军政府人员名单，蒋翊武为起义军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共进会的刘公（刘仲文）总理政务，并电湖南共进会首领焦达峰，约定长沙同日发动起义。后焦达峰称湖南方面准备未足，起义推迟至10月16日。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自制炸弹时发不慎引发爆炸，巡捕闻声而至，当场抓捕六人，并搜缴了武昌起义的旗帜、印章和花名册等资料。湖广总督瑞澂旋即下令全城闭门，搜捕起义士兵和革命党人。刘仲文逃入法租界，蒋翊武翻墙逃出城外。10日晨，起义骨干彭楚藩、杨洪胜和刘复基三人被斩首，其首级被挂在武昌城楼示众，史称首义三烈士。刘复基实为文学社总干事，他的被害让武昌起义失去了最后的领导。瑞澂下令严禁士兵出营，并收缴了部分新军士兵的武器，集中存放至军械库。10日当天，清政府军警继续搜捕，兵营里人人自危。
起义最多一死，被抓捕也是死，一些计划起义的士兵于是准备放手一搏。10日晚7时半，第八镇工程营哨长（排长）陶启圣前来查夜，发现班长金兆龙、士兵程正瀛（均为共进会员）荷枪而卧，并私藏子弹，上前就给了金兆龙一耳光，厉声质问“尔谋反耶？”两人随即扭打起来。金兆龙大喊：还不动手，更待何时！程正瀛举枪就射，陶启圣应声倒地。这就是著名的武昌起义第一枪。此时又有三名军官持手枪闻声而至，程正瀛连发数枪，又击毙两人。
夜半枪响，军营大乱。第八营的共进会会员熊秉坤随即鸣笛，集合了四十多名士兵，正式宣布起义，冲出兵营奔向楚望台军械库。第二十九标的蔡济民和第三十标的吴醒汉亦率士兵赶往楚望台。武昌城内外的革命党人迅疾响应。当晚在楚望台集合的有千余人，但群龙无首，情形混乱，因为武昌起义原来的领导人或死或逃，一个都不在。熊秉坤只是一个班长，蔡济民和吴醒汉也只是排长。第八营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接受起义士兵推举，任临时总指挥。
在夺取楚望台军械库后，起义军随即攻打总督府。湖广总督瑞澂没多久即从后门逃走。瑞澂此举动摇了军心，其时在不远处的陆军第八镇司令部，统制（师长）张彪正率部顽抗，见瑞澂逃走，张彪也无心恋战，随后撤离。11日凌晨1时，起义军控制了武昌全城。
11日，赵承武、林翼支和胡光瑞等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在汉口响应武昌起义。至12日晚，汉口和汉阳均被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光复，起义获得了成功。
武昌起义的成功具有相当的运气成分，它看起来就像一场乱哄哄无组织的士兵暴动。在准备阶段，因意外事故，其负责人或死或逃，眼看起义无望，但此时湖广总督瑞澂以高压手段杀人示众，逼得部分士兵铤而走险。又因缺乏领头人，当晚谁也不知道何时行动，此时程正瀛意外打响了第一枪。
因为部分士兵的武器被收缴，所以各营的起义士兵在枪响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奔向楚望台军械库，以至兵力迅速集中。在攻打总督府时又遇上了贪生怕死的总督瑞澂。此人白天镇压革命党手段狠辣，但当晚听闻枪声，他基本未作抵抗就逃离了总督府，一溜烟跑到长江的楚豫号兵舰上。这样一来，他既保住了性命，也可以对朝廷交差，因为该舰是停泊在武汉江面上。当晚起义士兵两千多人，只占武汉新军总数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大部分新军其实并没有起义，如果瑞澂拼死抵抗，胜负恐难预料。
1911年10月11日下午，起义军会同武汉各界在咨议局大楼成立了鄂军都督府，亦称湖北军政府。起义的发动者熊秉坤、蔡济民和吴兆麟等自以为军阶过低，难以服众，遂推举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军政府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号中华民国，并通电全国，敦请各省响应起义。
黎元洪论军衔在武汉新军排名第二。他为人爽直，对士兵友善，但并不赞同革命。10日晚起义枪响，他先是准备弹压，后来躲进了手下参谋长的家里，第二天被强行请出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起初他在都督府消极怠工，一言不发，外号人称泥菩萨。但起义文告和通电都署名黎元洪，两天后他只得参加造反，成为军政府总负责人。
汤化龙是湖北咨议局局长，清朝立宪派首领之一，1910年8月曾被选为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议长，属体制内大员。武昌起义之前他刚从北京请愿回来，请求速开国会，但全无所获，憋了一肚子火，所以他在起义第二天（11日）即电贺武昌革命军，主动参加造反。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会议上，他力主黎元洪出任都督。
武昌起义两天后，清政府即派陆军大臣荫昌调大军前往镇压，并令萨镇冰率海军舰队到武汉江面支援。清军的主力是北洋陆军，该部原是袁世凯所练，虽然袁世凯在1909年初即被摄政王载沣强令去职，遣回老家养病，但北洋军的主将冯国璋和段祺瑞依然暗中听令于袁世凯。清政府迫不得已，于10月14日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协助荫昌指挥北洋军。但袁世凯不为所动，继续称病不出。
10月22日，湖南长沙新军在焦达峰和陈作新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宣布湖南独立。焦达峰被推举为都督。湖南新军随后分三批前往支援武昌，史称湖南援鄂军。湖南是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随后陕西和江西也响应起义，宣布独立。
眼见形势危急，清政府于10月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接替荫昌统领水陆各军。袁世凯这才同意出山。10月28日，同盟会领袖人物黄兴和宋教仁到达武昌。黄兴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统领起义军各部。清军和起义军继续在汉口激战。
10月28日深夜，山西新军一部在姚以价和阎锡山的率领下发动起义，当即占领太原全城。山西宣布独立。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儿子陆光熙以及全家十多口人被起义士兵乱枪打死。
10月29日，驻守直隶滦州的北洋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扣押了发往武汉的清军军火，并联络伍祥祯、蓝天蔚和卢永祥等高级军官发出通电，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政纲”，敦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否则兵戎相见，史称“滦州兵谏”。
滦州兵谏是由清军的北洋嫡系部队发动的，且滦州离北京只有两百多公里，是时京城一片慌乱。10月30日，清朝以宣统帝名义下罪己诏，自责“施治寡术，用人无方”，承诺两年之内实行宪政，“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同时下诏开放党禁，赦免所有的政治犯和革命党人。因谋刺摄政王载沣被判终生监禁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等人得以释放。
就在宣统帝发布罪己诏的当天晚上，即10月30日晚，蔡锷、刘存厚和唐继尧等在云南昆明发动新军起义。蔡锷时任清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领（旅长），被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遇到了忠于朝廷的清军顽强抵抗。双方激战整夜，伤亡数百人。起义军在第二天中午最后获胜。清军在云南的最高长官、第十九镇统领（师长）钟麟同被起义军斩杀，其首级被挂在城楼示众。云贵总督李经羲（李鸿章之侄）原本同情革命，他下令停止抵抗，并同意通告全省，后被蔡锷礼送出境。云南是辛亥革命中第六个宣布独立的省。
11月1日，摄政王载沣下令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组建新的责任内阁。是日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火攻汉口，汉口主城区被烧成废墟。起义军被迫退守汉阳。
11月2日，清朝颁布《宪法重要信条》，史称“十九信条”，规定皇权须以宪法为限，皇室的经费需经国会批准，重大决策均由国会决定，皇帝只负责签名。按照这十九条，皇帝已成虚君，大权皆归国会和内阁总理，这与英国的政治制度非常类似。自1895年甲午之战以来，维新派和立宪派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
大清朝在风雨飘摇之中终于决定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放弃皇帝的权力，力图保住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朝廷。只可惜为时已晚。如果在一年之前颁布这十九条，不搞那个名为立宪实为揽权的皇族内阁，清朝还可能有救。现在已有六省宣布独立，大批立宪党人和汉人官僚都已倒向革命党。
清朝海军为支援北洋陆军镇压武昌起义，整个长江舰队和巡洋舰队几乎倾巢而出。武汉江面计有巡洋舰三艘、炮舰四艘和鱼雷艇五艘，另有支援船十多艘。自10月18日起舰队多次猛烈炮击起义军阵地。
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原是清海军司令萨镇冰的学生，他致函萨镇冰，劝其反正，支持革命。湖北军政府民政总长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当时任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也力劝萨镇冰反正。
11月9日，舰队主力以长江水位日浅并急需补给之名脱离战场，下驶至江西九江。时九江也已被革命军占领。萨镇冰左右为难，他既不想继续为清廷作战，也不想造反。
11月11日，萨镇冰称病离开军舰，乘一艘英国商船去上海治病。时三艘巡洋舰的舰长分别是满族人喜昌、荣续和汉人黄钟瑛。萨镇冰出走之前把舰队指挥权交给了海筹号巡洋舰的汉族舰长黄钟瑛。
黄钟瑛当即宣布海军反正，所有军舰降下黄龙旗，升白旗脱离清朝政府。另两艘巡洋舰的满族舰长喜昌和荣续被发给路费，强令上岸回家。海筹号帮带（大副）吉升也是满族人，闻此景潸然泪下，曰：“朝廷经营海军四十年，结果乃如是耶？”遂发愤投长江而死。整个辛亥战事，从巡抚、提督到各级满族士官，战死及自杀殉国者有数百人之多。
清朝海军起义得到了江西都督李烈钧的热烈欢迎，他亲往九江设宴款待海军官兵。湖北都督黎元洪大喜过望，当即派员携亲笔信及现大洋赴九江慰问海军。11月18日，舰队主力驶回武汉江面，加入武昌起义军方面作战。
在虽然清王朝大势已去，但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依然是中国当时最强的正规军，训练有素，装备最佳。清庭压上了全部筹码，六万北洋军强攻武汉。起义军只有两万人，其中一半以上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学生以及新招募的市民，所以虽有黄兴坐镇，后期还有海军相助，但奋战月余依然不敌。11月27日，北洋军占领汉阳，起义军被迫退守武昌。
汉阳失守当天，黎元洪在都督府召开军事检讨会。黄兴建议放弃武昌，驰援南京（一说建议者为日本参谋萱野长知）。此建议顿遭多人反对。共进会首领之一张振武大喝曰，“武昌乃首义之地，我辈当与城俱亡，倘再有言退者，即杀之。”当晚，黄兴和汤化龙等乘船离开武昌，去往上海。黎元洪等撤至武昌郊外的葛店，起义军总指挥暂由蒋翊武和吴兆麟代理。
（注：武昌起义爆发后，有多名日本义士赶到武昌，加入起义军，担任参谋或亲往前线作战，其中石间德次郎11月16日在反攻汉口的战役中牺牲，金子新太郎11月26日在汉阳前线不幸中弹身亡。在武汉形势危急时，另有来自香港和南洋的华侨马超俊、马伯麟和凌定邦等七十余人组成华侨敢死队，从上海赶到武昌参加对清军作战。马超俊率队死守汉阳兵工厂，最后撤至武昌时只剩二十余人。）
眼看武昌岌岌可危，此时北洋军却停止了攻击。12月1日，在英国驻武汉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的调停下，北洋军和起义军达成《武汉地区停战协定》。这是一个重要节点，标志着辛亥革命开始进入谈判阶段。
武汉的战事从1911年10月18日一直打到11月27日，历时四十一天，史称“阳夏之战”或“武汉保卫战”。这是辛亥革命持续时间最久、伤亡最惨的一场战争。清军（北洋军）阵亡约八千人，起义军（又称革命军或民军）阵亡约四千人，另有平民死伤难以计数。停战后，汉口和汉阳郊外有集体大葬坑二十九处，安葬尸首数千具，有姓名者仅数百人。
武汉之外，辛亥革命第二惨烈的战役是南京之战。11月初，江苏、上海和浙江相继独立，但南京依然被清朝军队严密把守，统领者为两江总督张人骏，守将为江宁将军铁良与江南提督张勋，守城清军两万余人。
已独立的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地派出起义军组成江浙联军，由原新军第九镇统制（师长）徐绍桢任总司令，统兵近三万人，并有部分海军舰艇支援，于11月20日发起攻克南京之役。此战异常激烈，江浙联军和南京清军在幕府山、雨花台和紫金山等要地反复争夺，伤亡惨重。清军装备精良，以机关枪和野战炮居高临下，占有火力优势。江浙联军最后以敢死队突击，于12月1日凌晨攻占了紫金山天堡城制高点。敢死队队长、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叶仰高等多名军官战死。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全城。张勋率千余清军突围，后撤往苏北徐州。是役双方激战十余天，伤亡近万人，革命军最后惨胜。
南京是六朝古都，江南重镇。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对清政府和袁世凯是一个沉重打击。它使得五天前北洋军攻占汉阳变得意义不大。东南独立的五省连成一片，南北对峙大局已定。辛亥革命的中心随后开始从武昌转移到上海和南京。
南京之战是辛亥革命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场大战，从此直至清帝退位，国内大部保持和平。
北洋军在11月27日攻克汉阳之后即按兵不动。有人说袁世凯是故意留着武昌不打，以便讨价还价，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汉阳失守之时全国已有九省宣布独立。至起义军攻克南京，中原十八省已有十二省独立。应该说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海军也已经反正，投向起义军，舰炮控制了武昌江面，北洋军渡江遇阻。
即便攻下武昌，接下来要怎么办，让北洋军一个一个省去和革命军拼命？这显然困难重重并将两败俱伤。滇军、粤军以及江浙联军，个个都是难啃的骨头。尤其是南京之战，四省起义军齐聚，显示了强大的联合作战能力。随着战争延续，北洋军和起义军在军饷和后勤上都面临大问题，双方都打不动了。为了给清军筹饷，隆裕太后动用了自己的私房钱，甚至变卖了沈阳大内和承德行宫的瓷器。
其实和历史上很多战争相似，北洋军和武昌起义军是边打边谈。早在双方开战之后十天，即10月27日，湖北都督黎元洪就以“全鄂士民”的名义致函袁世凯，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并称“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11月9日，黄兴以民军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袁世凯，表示赞同黎元洪，称只要袁赞同共和，即举袁为将来的大总统，“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11月10日，袁世凯派刘承恩和蔡廷干为私人代表，渡江来到武昌的湖北鄂军都督府。这是南北双方首次直接接触。黎元洪带给袁世凯一封亲笔信，力劝袁反正，“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11月13日，袁世凯从湖北前线返回北京，奉旨组建新内阁。三天后，袁世凯内阁名单公布，十一名阁员只有一人是满族（理藩大臣达寿），另蒙古族一人（海军大臣萨镇冰），其他的全为汉族。至此朝廷大权尽归以袁世凯为首的汉族官僚集团。
11月15日，已独立的上海、江苏和福建三地的代表在上海成立“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这是江浙派和武昌派争夺临时政府组织权的开端。江苏都督程德全是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归国组织临时政府。
11月16日，孙中山在英国伦敦回电，表示愿举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其电原文：“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亦善宜。”
11月30日，已独立各省的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首次会议。12月2日，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武汉停火协议签署的第二天，12月2日，袁世凯在上海《时报》发文，呼吁以保留君主为前提进行南北和谈，以免国家分裂，原文节录：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人民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
袁世凯语气诚恳，说的也有道理。革命党人坚持推翻朝廷，立国体为共和，但大多数国民习惯了千年帝制，对共和并无理解。现在“十九信条”已让皇帝成为虚君，大权将归人民（国会），所以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并无不妥，因为革命的最终目的也是让权力归于人民。
以当时的世界局势来看，君主立宪是主流。欧洲大陆只有法国和葡萄牙是共和制，其他国家多为君主立宪，包括强大的英国和德国。从这个角度看，不存在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谁更先进。国家应该选择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缺乏宗教信仰，保留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可以作为心理安慰。皇帝以后虽无实权，但在政坛变幻之时能作为一个最后的稳定器。皇室以后退居深宫，这个稳定器也花不了多少钱。
国家分裂是当时的紧迫问题。受武昌起义的影响，蒙古已经宣布独立，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驱逐了清朝的军队，俄国对新疆虎视眈眈，满洲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部分革命党人对此无动于衷。
当时湖北鄂军都督府的铁血十八星旗其实是代表着中原十八省，他们筹划的共和国并不包括西藏、新疆和蒙古地区。如果再加上南北分裂，那中国就面临彻底分崩离析之势。
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纲领其实很有问题。如果承认民族平等，汉人可以驱逐鞑虏，其他民族也可以。在中原，满人是鞑虏；在西藏，汉人就是鞑虏。
这篇文章还指出，以前还有满汉分立，民族歧视，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参见袁世凯新组建的汉人内阁）。如果汉人掌握了实权，皇帝是满族人也是合理的，总不能让汉人占有一切。
袁世凯后来还指出，太后和皇上都极赞同五族共和。如果蒙、满、汉、回、藏都是平等的，那皇帝就可以来自五族的任何一族，把这个虚君的位置留给满族在法理上并无不妥。
最重要的，边疆地区均效忠清朝皇帝。如果保留这个名义上的皇帝，实行君主立宪，以上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君主立宪将带来南北和平，避免国家分裂，人民也能掌握实权，为什么不好呢？
以袁世凯此文来看，至少在1911年12月初，他依然竭力主张君主立宪，也就是必须保留皇帝。但革命党人的首要目标是推翻满清王朝。南北和谈将是一场艰巨的谈判。
（待续）
相关阅读
第一次鸦片战争（2023年1月22日）
老杨点评清朝（2023年1月17日）
中国近代史简述（1921-1978）（2021年10月20日）
关注老杨
杨飞作品集：999kg.com
微信：laoyang2063
微信公众号：老杨书吧
新浪微博@长沙杨飞
推特Twitter@feiyang17
脸书Facebook@长沙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