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作品

中国近代史老杨版（草稿）

国家最开始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变成祸害的？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并没有相关文字记载，我们无从知道具体的情形。但是有一个前提很明确：在探讨国家和政府这些政治概念的时候，其前提是人性本恶。如果人性本善，每个人都积极为他人着想，整个社会就会一片和谐，我们就不需要国家，也不需要政府。

整体来说，人是一种天性追求快乐但又很懒散的动物，人人都想不劳而获，少数人甚至结伙进行偷盗或抢劫，搞得居民民不聊生。关于整个社区（或国家）都被街头黑帮所控制的悲惨局面，可参见海地共和国现在的情况。

为避免社会秩序陷入彻底混乱，居民于是聘请专人，组织一个管理机构，维护社会秩序。这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就是政府，它所管辖的这块土地就是一个国家，这些专职的管理员就是政府职员，其首领就是国王或皇帝。

很明显，国家的特性是以暴力对抗暴力。从这一点来说，政府是当地最大的黑帮。人性本恶，政府职员也一样会作恶。他们以权谋私，鱼肉乡邻。对居民来说，此乃前门打虎后门来狼：建立国家和政府、聘请管理员来对付坏人，结果这些管理员比坏人还坏。于是民众揭竿而起，浴血奋战，最后换了一批管理员。但没过多久又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于是民众再次起义。暴政-起义，再暴政-再起义。自公元前3200古埃及王国开始，人类历史就这么循环了五千多年。

这种以帝王为首的专制制度有三个特点：1，国王拥有绝对权威；2，终生执政；3，指定继承。 

国家很快就成了人类灾星，其灾难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员横征暴敛，居民饱受欺压；第二，每次王朝更替之时都杀得血红似海，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涂炭。 

人类毕竟是智慧动物，他们最后慢慢想明白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国王个个都作恶，君主专制必须要改变。具体的做法有两种，第一是君主立宪，第二是民主立宪。它们的特点都是以法律限制特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不同点是，君主立宪礼仪性地保留了国王或皇帝，如英国和日本，而民主立宪是完全抛弃君主，直接建立共和国，比如法国、美国和中华民国。 

民主，顾名思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的潜台词是人人平等，政府的管理权是人民授予的，干得不好就得走人。而专制则否定平等，强调君权神授，必须永远统治下去。 

民主制，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它们有三大特点：1，任何人不得拥有绝对权力，权力必须互相制约（比如三权分立）；2，实行任期制，拒绝终生执政；3，实行民主选举，拒绝指定继承人。 

凭借以上三点，居民就可以定期并且和平地更换政府（管理者），并可在其执政期间对其权力进行制约，防止贪污和腐败。 

人类历史从古代到近代，政治制度从专制过渡到民主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这个趋势又称近现代民主潮流。当然，欧美的民主制度是逐渐发展的，其范围最开始只限于贵族，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之时扩展到所有的白种男人，至于妇女、奴隶和其他种族也获得平等的权利，则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

前言就说到这里，下面进入中国近代史正题。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王国，其文明的延续性相当强，所以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古代史，再叙述近现代史。

人类源自非洲，这一点基本没有疑问。如果以直立行走为标准，那地球上最早的人类可以追溯到四百万年前非洲的南方古猿。非洲原始人随后曾数次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类有数百种之多，包括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也包括东亚的元谋人和北京猿人等等。

但是很不幸，这些原始人类现在均已灭绝。根据基因溯源分析，当今所有活着的人类，不论是白人、黑人还是其他有色人种，都是七万年前非洲大草原同一支原始人的后代。这支唯一存活至今的古人类我们现在称之为智人。

智人在大约七万年前走出非洲，进入中东和欧洲。大约六万年前，智人进入中亚和东亚。大约四万年前，智人前进到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大约一万五千年前，部分智人渡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至此智人占领了整个地球。智人每到一地，很多大型动物惨遭灭绝，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其他原始人类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至于是人种融合还是被智人所灭，目前不甚确定，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也可以说，来自非洲的智人进行了数万年的殖民行动，最终占领了全世界。

以上是原始人类的简单情况。对人类遗骨化石进行基因测序这项艰巨的工作，我们要感谢2022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斯万特·佩博（Svante Paabo）和他的团队。关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本书第一个结论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七万年前是一家，都来自非洲。第二个结论，种族冲突和洲际移民在上古时代就广泛存在。

下面说说文明时代。一般来说，文字、青铜器和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以目前的考古资料，中东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苏美尔人最早进入文明时代，时间约在公元前3500年（距今5500年），他们的文字是苏美尔语。比苏美尔语稍晚一点的是北非的古埃及语，距今约5200年。在欧洲，希腊爱琴海诸岛的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为最早，距今约4000年，其代表文字是克里特岛象形文字。

中国商朝始于约公元前1600年（距今约3600年），其文字也是一种象形文字，名曰甲骨文。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商代青铜器也十分精美，而这些都不可能突然出现，按理在其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段时期。鄙人愚见，夏朝应该是存在的，它可能始于约公元前2000年，大致与古希腊米诺斯文明同期。有人声称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当年的都城，但学界对此尚无定论。严格来说，有文字可考的中国历史始于商朝，距今三千六百年。

下面谈一谈青铜器。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最早开始使用青铜器，距今约6000年。欧洲最早的青铜器出土于希腊爱琴海迪克拉蒂群岛（Cycladic culture），距今约4900年。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马家窑出土的铜刀，距今约4800年。从亚洲青铜器史来看，西亚早于中亚，中亚又早于中国。

根据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资料，青铜的冶炼技术很可能首先发明于西亚两河流域（伊拉克和土耳其），然后向东西两方传播。向西先传播到希腊，向东则先扩散到中亚，然后传入中国西北，再传入中原。

另外一个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工具是马匹。野马的驯化与青铜器的发明大致在同一时代，都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最早驯化野马的是中亚哈萨克斯坦北部的波泰人（Botai Culture）。中国最早的家马骨骼在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距今约3800年。其他甘青地区也有家马遗骨发现，但均比大何庄要晚。驯化马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已经到了距今3300年左右的商代中晚期。驯化马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这一点基本没有疑问，它先来到中国西北，然后才来到陕西和河南等中原地区。

前文说过，在数十万年前的上古时期，原始人类就有能力进行洲际移民。在掌握青铜工具、骑上骏马之后，人类的快速迁徙和技术传播更不在话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青铜冶炼技术始于西亚，然后传到欧洲和中亚，最后传入中国这个说法。

本书观点，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应该是青铜的冶炼。砸石器和种庄稼的革命性都不如冶炼。冶炼金属是真正的革命性发明，这是现代工业的起源。有了刀剑和金属箭头之后，人类才得以藐视豺狼虎豹等一切动物，完全站上了食物链顶端，成为地球霸主。

我们也可以把六千年前青铜器的发明和野马的驯化合起来称为人类第一次生产力革命。金属工具和马的使用，促进了农业、运输和商业的飞跃；由战马和刀剑武装起来的骑兵也成为地表最强军队，一直到十八世纪燧发枪的广泛使用为止。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三千多年不停地进袭乃至入主中原，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居住地有大片草原，适合养马。

西亚的青铜器技术和中亚的驯化马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对中国的影响尤其巨大。中西之间的文化和技术交流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了，夏商时期一直在进行，远早于汉代的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的河西走廊首先是青铜和骏马的输入之路，然后才是丝绸的输出之路，并且青铜和骏马的重要性远大于丝绸。

古代中国史，尤其是夏商两朝和周朝前期，长期以来是个糊涂账，年代都不甚确定。1996年，中国大陆官方组织了一个项目，名曰夏商周断代工程，试图给夏商周的主要事件确定年份，但其结果依然有较大争议。

中国最早的朝代是夏朝，其起止年代大概是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600年。夏朝并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数万字的商朝甲骨文对夏朝也没有任何记载，所以夏朝的情况我们不很清楚，一半类似神话传说吧。

夏朝是一个由很多部落组成的联盟。在其统治后期，朝政日趋腐败。夏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叫桀（生卒年不详）。夏桀横征暴敛，荒淫无度，但却自称太阳，永不灭亡。夏朝有一个部落叫做商，其首领汤看到老百姓怨声载道，就发兵讨伐，很快就把夏朝灭了，建立了商朝。商汤灭夏是中国历史上以武力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实操，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

商朝也是一个由很多部落组成的联盟。在其统治后期，朝政日趋腐败。商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叫纣（生卒年不详）。商纣王横征暴敛，荒淫无度，酒池肉林这个成语就来自此君。商朝有一个部落叫做周，其首领姬发（武王）看到老百姓怨声载道，就发兵讨伐，很快就把商朝灭了，建立了周朝，史称西周。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以武力夺取政权的第二次实操，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

虽然夏商两朝的具体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基本情况都差不多，开始都还行，后来越来越不行，最后被灭。本书前言说过，毛泽东和黄炎培在窑洞里讨论过这事，这就是王朝循环周期律。周朝也不例外，在经过了两百年的统治之后，王位传到了周厉王。此君横征暴敛，荒淫无度。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意见，他下令禁止妄议朝政，违者斩立决。老百姓只好闭嘴，在街上见面了也只得互递眼神，成语道路以目就来自于此。

公元前841年，因为受不了周厉王的暴政，京城老百姓发起暴动，围攻王宫，周厉王仓皇而逃，史称国人暴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平民起义。周厉王逃跑之后，朝政由两位大臣周公和召公代理，有重大事件则由群臣共决，前后共十四年，史称周召共和。

此共和非彼共和，周朝当然不是共和国，但这种由民众起义驱逐国王，然后实行双首脑制的做法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放到现在也是非常前卫的，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有准确纪年的信史就始于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可以说，中国历史是出道即巅峰。

周召共和一百多年后，公元前682年，古希腊的城邦国雅典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国王被废，朝政由几名执政官共同主理。古罗马在公元前510年也类似，国王被驱逐，由元老院选出两名执政官主政。

有学者据此声称在民主制度的历史上，中国领先于欧洲。这个说法不甚准确。雅典的九名执政官是由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古罗马的双执政官则是由元老院选举产生，任期一年。选举产生首领，并限制任期，这才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而中国的周召共和无关选举，也无任期记载，周召两公只是暂时代理朝政而已。

前文说过，从中亚引进的驯化马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了战马，骑兵就成了地表最强军队。中国长城以北草原连片，适合养马，这里的少数民族从西周初年开始就时不时地杀进中原。草原部落的男人个个都善于骑射，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对中原汉族地区形成了巨大威胁。

公元前771年，一个叫犬戎的游牧部落突袭西周都城镐京（今西安），杀死周幽王，西周亡。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灭掉中原汉族政权的第一次实操。

周幽王死后，其子平王继位，迁都洛邑（今洛阳）。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这五百多年有两个朝代名，一是东周，二是春秋战国，其中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

西周被灭之后，东周渐成弱势朝廷，唱主角的是下面的诸侯国，周王基本没有什么存在感。一些主要侯国日渐坐大，不断吞并小国，然后会盟中原，成为霸主。先有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后有战国七雄（楚国、齐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和秦国）。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千古难题。东周是典型的弱中央强地方。虽然周王大部分时候都还在，但国土被分割为一百多个诸侯国，有的小国面积还不如现在一个县。诸侯国的财政和军队都是独立的。这不是地方自治，诸侯国其实就是独立王国。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分裂的时期。

春秋战国虽然最分裂，但也最辉煌，这主要体现在思想与文化方面。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就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他崇尚礼教，主张以德治国。孔子只是儒家学派的一员，像他那样的文化大咖当时数不胜数，比如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主张道法自然），墨家的墨翟（主张兼爱非攻），法家的商鞅和韩非（主张以法治国），儒家还有主张以民为本的孟子等等。当时有名字的学派就有一百多家，群星闪烁，百家争鸣，盛况空前而且绝后。可以说，中国思想史出道即巅峰。

当时的情况，国王们忙于政治军事，无暇管控学术思想。那时的中国也不可能定于一尊，因为一个国君只能管理一方国土，所以多小国容易催生思想和文化多样化，言论和思想自由由此而生。《汉书·艺文志》曰：“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非常巧合，欧洲古希腊的兴盛时期（以公元前776年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为起点）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基本重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孟子、墨子等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当时的古希腊也同样是城邦小国兴起，思想大咖云集，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都是那时打下的，至今无出其右。与中国一样，欧洲思想史也是出道即巅峰。与中国不同的是，古希腊不但有民主思想的起源，更有民主政治的初步实践（民选执政官）。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印度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当时正是印度的列国时代，十六个小国争霸。古印度的文化盛况也随之出现，佛教、耆那教、顺世派和不可知论派等大咖云集，史称沙门思潮。其中的佛教思想至今依然有较大影响力。综合欧洲、南亚和东亚的情况，我们可以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六百年称为人类思想史的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它不仅是自由思想的盛世，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这五百年，中国从青铜时代时代过渡到了铁器和牛耕时代，生产力取得了大发展。在社会发展方面，中国慢慢废除了奴隶制，开始形成自耕农阶层、城市平民阶层，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当时称为士）。

按主流史书的说法，中华文明始于夏商，这个始是开始的始，也是原始的始。在夏朝、商朝和西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无数贫民和战俘被强逼为奴，礼拜和祭祀的时候还经常杀人并肢解（时称人祭），把人头放在大鼎里煮。前言说过，生命、自由和平等是人类最基本的追求。普遍的奴隶制和活人祭祀，既不尊重生命，也不尊重自由，更没有平等。所以鄙人观点，夏商两朝的精美青铜器只代表了物质文明的进步，其精神文明程度反而在倒退。一直到战国时期的公元前384年，秦献公下令禁止活人祭祀，中国才慢慢抛弃了这种恐怖的古代习俗，真正走向文明。

春秋战国最被人诟病的就是国家分裂导致战乱，但那时的战争强度不大，大战之间的间隔年代也很长。不要忘记春秋战国长达五百五十年，如果我们倒数五百五十年，从明末张献忠暴乱、清军入关、陕甘回乱、国共内战、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虽然国家基本是统一的，但各种战争和人为灾难同样数不胜数，对老百姓的危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论思想成果与言论自由，如果春秋战国为第二，没有哪个朝代可称第一。这五百五十年见证了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自由的全面进步，称之为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并不为过。

春秋战国之后是秦朝。秦国是战国诸侯中的一个。公元前256年，秦国攻占东周都城洛邑，俘虏周赧王，迁九鼎于咸阳，周亡。随后秦王采取远交近攻的手段，又灭了其他诸侯国，成为霸中霸。公元前221年，秦朝正式立国。秦王嬴政认为自己功盖三皇五帝，所以自称始皇帝。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西周和东周加起来近八百年，而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王朝之一，它只有十五年寿命，亡于公元前207年。秦朝之所以死得这么快，主要是因为自己太作。首先它干了太多大型工程，包括修建咸阳宫、北方长城和秦始皇陵等等，这些工程每一个都需要十几万人好几十年才能完成，而秦朝的总人口才两千多万。今天我们挖出了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兵马俑，这其实只是秦始皇陵的地下卫队之一。宫殿和陵寝这么豪，穷奢极欲这个词都不够形容了。

简单说说长城。长城并不是秦始皇的创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赵等国就在北方修城筑墙，阻挡北方游牧民族。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决定把这些城墙连起来。这个巨型工程劳民伤财，但并没有起到什么防御作用。道理很简单，不管城墙多长，只要突破一处，敌兵即可长驱直入。秦以后一千多年，北方悍族踏马中原的事件数不胜数。但神奇的是，历代王朝都对此视若无睹，继续增修长城，尤以明朝为甚。反讽的是，明朝最后被越过长城而来的后清骑兵所灭。这是后话。

巨型工程穷奢极欲之时，秦朝还不停地发起大型战争，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两广和福建），西进贵州和云南。秦朝的疆域急剧扩大，奠定了中国以后两千年的版图基础（明朝的疆域基本等同秦朝），但代价沉重。这个代价就是老百姓的命。如果你要我的命，我就要你的命，这就是俗话说的官逼民反。疆域大有什么用呢，在残暴统治之下，疆域越大，受苦的人越多而已。

秦始皇本人原是东周诸侯之一，为了防止诸侯谋反，他实行郡县制，不再分封诸王。为了防止民间谋反，他收缴天下兵器，铸成十二个巨型铜人，放在皇宫前面镇宅。为了堵住知识分子的嘴，他干脆把事做绝，直接实行肉体消灭，一次性活埋数百个儒生，并焚烧诸子百家之书，史称焚书坑儒。

一方土地到底是分成数个小国好还是只有一个大国好，此事并无定论。一个统一的大国通常倾向于统一一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无可厚非，但焚书坑儒、统一思想肯定是灾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和焚书坑儒的秦朝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个世界是因为多样性而可爱，如果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样的，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就思想自由来说，多小国肯定好过统一的大国。春秋战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小国之间跑来跑去，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了统一的秦朝，除了颂扬秦始皇，他们别无选择。

以欧洲史来看，多小国是主旋律。欧洲三千多年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朝，到现在依然如此。而中国则相反，自夏商周起，统一时期远长于分裂时期。但欧洲在近代慢慢走向了开放与文明，而中国则相反，慢慢走向了封闭与愚昧，尤以明清为甚，最后被暴打才醒过来。这是后话。

因为秦皇的暴政，各地人民揭竿而起，先有陈胜吴广，后有项羽刘邦。公元前207年，起义军攻占秦朝都城咸阳，秦亡。项羽进咸阳之后杀了秦皇全家，然后一把火把皇宫全烧了。为了谁当皇帝的问题，各路起义军又打了五年内战，最后刘邦胜出，于公元前202年称帝，建立了汉朝。

秦朝的故事到此为止。如果按照谭嗣同后来的说法，“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那接下来的中国历史都没啥可说的，皇帝轮流登基，强盗轮流登场，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把帝制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大局确实如此，帝王个个都是流氓，但他们还是有不同之处。下面简单回顾汉朝。

汉朝分为西汉（公元前202年至公元8年）和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中间夹着一个新朝。公元9年，外戚王莽废汉称帝，国号新，西汉亡。但新朝（9年至23年）和秦朝一样短命，仅存十五年就亡于民众起义。为了谁当皇帝的问题，各路起义军又打了三年内战，最后刘秀胜出。25年，刘秀在洛阳称帝，恢复国号为汉，史称东汉。220年，汉献帝被逼禅让，曹丕称帝，国号魏，东汉亡。从公元前202年到220年，扣除新朝，汉朝一共四百零五年。

有了秦朝暴亡的教训，汉朝的前几位皇帝（汉高祖、汉文帝和汉景帝）还算比较明智，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百姓生活恢复，社会重现繁华，史称文景之治。汉初六十年，对外战争也基本停止了，但这一半也是被逼的，因为打不赢。公元前200年，匈奴骑兵破长城而南下，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反被匈奴大军包围，七天七夜才得以逃脱。刘邦从此决心与匈奴议和，送上大批金银财宝，并把干女儿嫁给匈奴单于，求得暂时安宁，史称汉匈和亲。

但老百姓的安宁日子并不长久。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不久就开始折腾，南征北战，年年用兵，一度把北朝鲜和南越国都纳入汉朝版图，但北方匈奴的威胁并没有解除，双方一直互有胜负。

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君临天下之后也试图统一思想，但他比较文明，没有活埋知识分子或者烧他们的书，而是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在国家的主导地位。这个政策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世界各地还有不少孔子学院。不夸张地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朝最著名的事迹。

儒家倾向于以德治国，孔子强调仁（诚实有信）和礼（回归传统礼教），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听起来很美，但实际用处不大。如果道德说教可以解决问题，那就不需要国家也不需要政府。国家的本质是一个暴力机器，所以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实际做法是“外儒内法”，表面崇尚儒家，实际遵从法家；表面以德治国，实际严刑镇压。长期表里不一，容易造成谎言盛行和精神分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教导老百姓遵守规矩，而君王依然为所欲为。

统一思想、独尊儒术对君王家族有利，但是对国家的长期发展不利，因为很难再有新思想。人类之所以能进步，就是因为不断有新的想法，不然我们现在都还是猴子。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对人民进行单一思想的灌输，其目的是他们刘家天下的稳定，但长期来说坑害了中国两千多年。

在汉武帝时期，欧洲的古罗马也正走向巅峰。公元前146年，古希腊整体被灭，变成了古罗马的一个省。到东汉初年，整个地中海变成了古罗马帝国的内湖。罗马帝国虽然征服了希腊，却保留了其语言、艺术、宗教和哲学，后来罗马贵族的时尚之一就是学习古希腊文化经典。古希腊的文明火种在欧洲从未熄灭，多文化的融汇交流为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打下了基础。这和中国汉朝以来以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形成了鲜明对比。社会进步，思想先行。可以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种子在汉朝就种下了。

汉朝的著名事迹之二是汉宣帝在公元前60年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其地址在今新疆轮台县。汉朝是郡国并行制，既分封诸侯国，也实行郡县制，但西域都护府是个特例，全国仅此一府。鄙人愚见，设立西域都护府并不能说明汉朝的疆域包括新疆，因为那里只有少量驻军，并没有像郡县一样进行地方行政管理。设立西域都护府的目的不是要吞并这块地，而是为了威慑匈奴，使其不敢冒进。西域这种草原和荒漠交杂之地，对中原的农耕王朝来说基本无用，徒增负担而已，所以西域都护府最终被废弃。至于中原王朝在新疆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已经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事了。即便清朝已经实际吞并了这些边疆地区，大多数汉族革命党人依然不认新疆和西藏这些“番外之地”，武昌起义的铁血十八星旗只代表中原十八省。这是后话。

汉朝的著名事迹之三是丝绸之路，一条从中国西安到欧洲罗马的商道。但这条路并非源自汉朝。前文说过，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物资和人种交流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古代中国人本身就是非洲智人殖民东亚的产物，时间大约在六万年前。大约五千年前，青铜的冶炼技术从西亚传到了中国。大约四千年前，驯化马从中亚传到了中国。汉代丝绸运到欧洲走的还是这条路。贩运丝绸的并不是中国人，这些商人主要来自西亚的安息帝国（今伊朗）。在元朝之前，从来没有中国人去过欧洲。东汉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欧洲罗马帝国，但甘英止步于波斯湾，没有完成任务。汉代交通落后，西域土路黄沙漫天，劫匪横行，小队骆驼的运输量十分有限，所以汉代丝绸之路可以说是少数安息国的二道贩子从中国贩运丝绸，高价卖给古罗马贵族的一条生财之道。

汉朝的著名事迹之四是造纸术。目前世界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张实物是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一张地图残片，其制造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文帝时期。105年左右，东汉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术，采用便宜的破布和木头制作纸浆，大大降低了成本。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蔡氏造纸术在唐朝初年传到西亚，在北宋年间传到欧洲，造福全世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值得大书特书。但纸张这么重要的一个发明居然花了一千年才从中国传到欧洲，相当令人困惑，可能古罗马贵族不怎么读书，更在乎穿衣吧。

汉朝的著名事迹之五是一本书，《史记》。大一统的汉朝在文化和思想方面乏善可陈，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无从相比，但司马迁的《史记》是一个重大成就。《史记》记载了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帝一共两千余年的事迹，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现在读书人几乎人手一册。但这本书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并不能代表专制文化之优势。实际上，司马迁本人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汉武帝，惨遭宫刑。司马迁后来写完《史记》也不敢发表，此奇书直到他死后十多年才由其外孙献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因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差点没命，写了书也只能偷偷藏在家里，这种言论自由度肯定是不及格的。统一疆域统一思想的结果大多如此。

前文说过，评判人物或朝代的标准第一是它在物质上是否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第二是看它在精神上是否促进了老百姓的自由。汉文帝和景帝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是值得赞扬的，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汉代贵族和地主对农民的盘剥也相当厉害。从汉武帝中期起，土地日益集中到大地主手里，大批农民被迫卖身为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并禁止奴婢买卖，结果失败。随后起义军四起，最终导致新朝灭亡。

虽然汉朝年代久远，地上建筑现在已经无处可寻，但从出土的墓葬来看，即便是在以节俭著称的文景之治时期，贵族的墓葬依然相当豪华。金缕玉衣是那时诸侯下葬的标配。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巨大规模和精美陪葬品让人惊叹，但其主人仅是长沙王的一个丞相，而长沙国只是西汉初年一个较小的诸侯国。一边是平民艰苦谋生，一边是贵族穷奢极欲，哪一个朝代都是如此。

纵观两汉四百年，值得特书的事情不多，上层的权力斗争却叹为观止。藩王叛乱、太后听政、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权臣篡位、党锢之祸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中国三千年宫廷狗血剧的样本汉朝一个都不少。这里面最让人叹息的是汉武帝末期的巫蛊之祸。公元前91年，因奸臣谣言，汉武帝疑心太子谋反，大开杀戒，皇后和太子被逼自尽，长安城里血流成河，数万人头落地。那一年汉武帝已六十六岁，巫蛊之祸可能是他老年痴呆的表现。这正是君主专制的恶果之一，虽然君王已疯，但无人能阻止他。

巫蛊之祸只是小意思。前文说过，人类灾难的最大制造者就是国家本身，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员横征暴敛，居民饱受欺压；第二，每次王朝更替之时都杀得血红似海，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涂炭。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阉人与白骨的盛世

魏晋南北朝（220年至589年），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大分裂时期，因为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个周王在，尽管他非常弱势，坐了五百年冷板凳。而魏晋南北朝除了西晋有三十年大致统一，其他三百多年连名义上的XXXX都没有，南北军阀划江而治，并且南北双方很多时候还各自分裂，尤以北方为甚，两百多年冒出二十多个国家，城头变换大王旗，皇帝就像走马灯。

说几个重要的时间点。220年到280年是三国时期，265年到316年是西晋，随后开始大分裂，317年到420年的南方称东晋，北方称五胡十六国。420年到589年的南方称为南朝，北方为北朝。

简单说一下三国。220年，东汉军阀曹操的儿子曹丕迫汉献帝禅让，东汉亡。曹丕称帝，国号魏。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229年，孙权在南京称帝，国号吴。至此三国鼎立，汉朝分成三个国家。

魏朝禅让自汉朝，按理当为正统。但不少史书都以蜀汉为正统。其实蜀汉皇帝刘备原是街上一个卖草鞋的，他自称皇叔，是刘邦家的亲戚。这就好像现在街上一个卖菜的姓朱，说自己是明朝皇室后裔，有朝一日要光复明朝，大家只会拿他当笑话。

从汉朝的情况可知，大一统有诸多不利，但过于分裂也有弊端，所以三分天下应该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大多数统治者都有大一统的执念，恨不得全天下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对权力的贪念害人害己。魏蜀吴三国继续杀来杀去，尤以蜀汉为甚，它先攻孙吴，又以光复汉室为名数次北伐曹魏，搞得民不聊生，最后反被曹魏所灭（265年）。

曹魏灭了蜀汉，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魏朝权臣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于266年迫魏元帝禅让，魏朝亡。司马炎称帝，国号晋，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灭东吴，三国时代结束。

三国时代著名的人物之一当属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看起来很智慧，实际只是小聪明，看不清大方向。汉朝气数已尽，皇帝自己都禅让了，诸葛亮却一定要兴汉，折腾北伐十几年，自己最后也死在伐魏路上。聪明反被聪明误，蜀汉和曹魏的老百姓都跟着遭殃。

历代王朝都对诸葛亮推崇备至。2007年的时候，湖北襄樊还高调纪念诸葛亮出山一千八百周年。究其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诸葛亮聪明，而是表其愚忠，他一辈子跟定了主公刘备，位高权重而不谋反，即便“乐不思蜀”的后主刘禅智商堪忧。但我评价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是否给老百姓带来福利，带来了安定的生活。诸葛亮在这方面无疑是失败的。如果从政坛大佬的角度看，此人羽扇纶巾，挥斥方遒，爽歪歪了；但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却是哀嚎遍地，血雨腥风，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呢。

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是个狠人，灭三国而称帝，但他的儿子司马衷（晋惠帝）却智商偏低，是半个傻子。蜀汉开国皇帝刘备的儿子刘禅也是类似情况，这是世袭继承制度的悲哀之一，弱智依然为帝。晋惠帝有个著名小故事，有大臣报告饥荒严重，老百姓都没饭吃了，晋惠帝答曰：“何不食肉糜？”（为什么不吃肉？）

古代欧洲有些地区为避免傻子当国王的情况，发明了选帝候制度，由大诸侯和大主教投票选举国王。这是一种Di Zhi和选举制的综合体，源于古日耳曼人的部落首领选举制。虽然都是Di Zhi，但古代欧洲掺杂了一些民主基因，这一点要优于古代中国。

西晋的政局和西汉初年很相似，西汉有吕后专权，西晋有贾后干政，西汉有七国之乱，西晋有八王之乱。这几乎是所有王朝的标准剧本，后宫干政，藩王叛乱，权臣谋反，大家都为权力杀得血红似海。

西晋皇族内战正酣之时，境内其他民族趁机起事。305年，匈奴人刘渊首先在山西并州称帝，国号汉。306年，氐族人李雄在四川成都称帝，国号成。此时西晋统一中国才二十余年，境内又出现了三个皇帝。316年，刘渊之子刘聪的大军攻占长安，晋愍帝司马邺被俘，西晋亡。这是中国继公元前771年犬戎灭西周之后，少数民族政权灭掉中原汉族政权的第二次实操。

但是等下，匈奴人刘渊？他到底是匈奴人还是汉人？此君是个混血儿，父系是匈奴皇族，母系是西汉皇族，来自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家，嫁给匈奴单于和亲的。匈奴的习俗，除太子之外，其他皇族孩子多随母姓，所以他姓刘。刘渊人极聪慧，作为匈奴王的质子（政治人质），他从小在西晋首都洛阳长大，乃朝廷贵客，学富五车，文武双全，是真正的白马王子。

作为双重皇家后裔，刘渊后来称帝名正言顺（汉光文皇帝），但是他国号为汉，号称光复汉朝，这就有点尴尬了，他到底是Dian Fu还是光复？我们知道，汉朝刘家的天下是被曹操家篡位夺走的，然后司马家又篡了曹家。现在刘渊Dian Fu了司马家的晋朝，声称光复汉朝，这并非说不过去，因为他确实有一半刘家血统。至少，他比卖草鞋的刘备要正宗。

刘渊的身世是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一个缩影。中国自商周开始，中原汉族和周边民族虽时有征战，但大部分时间是和平的，民族融合从未停止，皇家有和亲，官方有垦殖，民间有移民。到西晋之时，定居长城之内的各少数民族（胡人）已有数百万之多，有的郡县半数居民都有胡人血统。这些胡人多是黄种人，与汉人杂居数百年，衣冠、语言和习俗互相影响，以至于难以区分。

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尚书令江统作《徙戎论》，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说胡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江统建议朝廷遣返定居汉地的胡人。但这只是一厢情愿，数百万人杂居数百年，分辨都难，谈何遣返。

《徙戎论》看似有理，实则不然。中国历朝多为汉人所建，但起兵夺权的案例相比其他民族地区一点都不少。人类对权力的欲望是不分种族的。靠遣返少数民族来保西晋朝廷，显然是开错了药方。

西晋灭亡之后，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国号依然为晋，史称东晋。东晋在接下来的一百年大致据有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中国北方则陷入了乱战，各方势力各自建国，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

五胡指的是匈奴、羯、鲜卑、氐和羌五个民族，十六国指的是成汉、前赵、后赵、前凉、前燕、前秦、后秦、西凉、北凉、南燕和北燕等北方国家。十六国只是一个大数，这段时期北方建国先后有二十多个。这些国家也并不都由少数民族所建，比如前凉、西凉和冉魏都是汉人所建。五胡十六国时期也并不完全分裂，氐人建立的前秦在376年就统一了北方，并于383年南征东晋，准备统一中国，但在淝水战败，北方随后再度分裂，直至439年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再次统一北方。

南方自420年大将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刘宋），一百六十年换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总称南朝。北方在534年再次分裂，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没多久又分别为北齐和北周替代，总称北朝。北朝是鲜卑族主政，南朝是汉族主政，但南北双方都差不多，宫廷Zheng Bian就像家常便饭，皇帝换得眼花缭乱，一朝被夺权，皇帝一家有时祖孙三代都被杀光。

577年，北周灭北齐，中国北方再次统一。581年，杨坚迫周静帝禅让，北周亡，杨坚称帝，国号隋。589年，隋灭陈，中国重归统一。

如果从184年东汉末期的黄巾起义算起，中国至此差不多经历了四百年的混战与分裂。从本质上来说，魏晋南北朝可称之为军阀的时代，曹魏、司马晋和南方的宋、齐、梁、陈都是军阀夺政。北方也是一样，而且多为少数民族军阀。他们厮杀不停，换国号如换衣服，尤以北方为甚。

待局势稍稳一点，南北双方还互相开战，南征或北伐。军阀个个都想统一中国。然而统一并不一定是老百姓的福音，前有秦朝后有隋朝都是明证。江山易改，专制的本性难移。

前文说过，评价一个时代主要是看它是否给老百姓带来了福利，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从这个标准来看，这四百年肯定是不及格的。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战祸一起，血雨腥风，民不聊生，哪有幸福可言。

四百年里的五胡十六国时期（304年至439年），因为掺杂了民族因素，显得尤为混乱。中原汉族政权（西晋）第一次被彻底赶出了长安和洛阳中心地带，中国北方此后两百多年被各少数民族政权轮番控制，有五胡乱华之说。这个词并不是学界主流。胡这个字本身就带贬义，有歧视移民之意。每个地方的居民并不是永久不变的，铁打的土地流水的人，理论上来说所有的人都是移民的后代。上古史说过，中国这块地方几十万年前就有很多原始部落，大约五万年前非洲智人移民来到此地，然后灭了其他所有的部落。

以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任何一个民族（部落）以暴力手段侵占别的民族的领地都是错误的，很遗憾在古代这是常见情况，比如后来蒙古族以及满族占领中国。但五胡十六国不完全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建政的胡人大多数是居住在这里，他们是中国北方近千年民族融合的产物，前文所述的一半匈奴血统的刘渊就是典型案例。

在多民族聚居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反抗压迫和暴政。实际上是西晋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开启了少数民族起兵的先河。刘渊手下的将军石勒（羯族人）被西晋官府强逼为奴，他为反抗压迫而起兵，建立后赵而称帝，这种从奴隶到皇帝的励志故事难道不值得赞扬？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在居住地建立自己的国家。当这块地方为多民族混居时，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在此建国，前提是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得歧视该地的其他民族，更不得实行民族清洗与杀戮。五胡十六国的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做得较差，屠城和杀戮事件屡屡发生，其原因多为争权夺利，但亦有民族因素掺杂。大多数屠杀者是少数民族，比如被称为杀人狂魔的石虎和赫连勃勃，但也有诸如汉人政权冉魏大规模屠杀胡人的事件。

在民族政策方面五胡十六国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也有较好实行了民族政策的少数民族政权，比如石勒时期的后赵就多获好评。再比如差点就统一了全中国的前秦，其境内的各民族也能基本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习俗。

古代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大熔炉，而魏晋南北朝是古代中国民族融合的加速时代。西晋和东晋一百五十年，数十万北方汉人为避战祸而南迁，加速了南方的民族融合。北方就更不用说了。任何民族融合，只要是和平的，都值得赞扬，包括皇家的和亲、官方的垦殖以及民间的移民。但不管是胡化还是汉化，融合都不宜强制。早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就曾禁止宽袍大袖的汉服，强制国人改穿胡人的衣服，史称胡服骑射。魏孝文帝拓跋宏（鲜卑族）则反过来了，494年迁都洛阳之后，他在中国北方实行强制汉化，穿汉服，说汉语，连名字都改汉姓。这种强制融合并不值得提倡。鲜卑这个民族在隋唐之后就慢慢消失了。迁入长城之内的南匈奴也是类似情况。这些民族后来完全与汉族合而为一。我们也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之后的汉族已经是一个多民族混合体。

民族混和并没有什么不好。越单株越落后，越杂交越优秀，这是育种学的常识。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纯种民族，现存的任何民族都是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大融合的产物。种族融合从古至今从未间断，未来它也仍将继续。

589年隋灭陈而统一中国，隋文帝杨坚可以算作鲜卑化的汉人，他的鲜卑名是普六茹坚。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从母系来看亦有部分鲜卑血统。陈寅恪先生曾总结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创空前之世局。”

史家对战祸频繁的魏晋南北朝一般评价较低，但也有学者说法不同。已故日本汉学家川胜义雄形容魏晋南北朝为“华丽的黑暗时代”。黑暗当然不假，但华丽从何而来呢？有人说乱世出英雄，魏晋南北朝造就了像曹操、诸葛亮、石勒、苻坚、谢安等等英雄人物，但前文说过，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福利，英雄从何谈起。

当然，乱世也出文人。在文学艺术方面，魏晋南北朝有可圈点之处。东晋的王羲之乃中国书法艺术之巅峰，有《兰亭集序》传世，号称天下第一行书。但我翻遍王羲之作品，觉得其晚年的《丧乱贴》才是真正的巅峰之作，其全文如下：“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遭荼毒，追惟酷甚，号慕催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

王羲之是山东临沂人，西晋灭亡之后南奔绍兴，在东晋官至右军将军，但他家祖坟却在北方毁于战火。王羲之得此家书泣不成声，寥寥数笔，尽显悲愤之情。王羲之在晚年辞官不出，终老山村，这正是那个时代良知文人的典型归宿。前有建安七子，后有竹林七贤，文艺大咖和知识分子在延绵百年的乱世之中无所适从，他们看穿了朝廷和军阀之虚伪，最后多选择了遁世与无为。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作之一。

川胜义雄的《魏晋南北朝史》把这些文人称为“逸民”。他们看似消极遁世，实为沉默的批评。他们放弃了贵族的权力，冷眼面对朝廷和门阀，站在了普通民众一边，在乱世中坚守文人的良知：我虽然不知道怎么办，但我也绝不和你们这些门阀贵族同流合污。这是一种难得的坚持，是黑暗时代的一丝华丽色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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