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
| 本文原是魏晋南北朝一章的附件，现扩充一下，作为对佛教的一个整体点评。 |
三国两晋南北朝有两个词需要单独讲一下，一是佛光东渐，二是魏晋遗风。
所谓佛光东渐，是指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其大致始于东汉（公元一世纪），南北朝时期达至巅峰。唐朝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诗说明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盛况，也说明了其在数次灭佛之后日渐衰败的情形。
佛教起源于南亚次大陆的尼泊尔，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时值中国的春秋时期。因为喜马拉雅山系的阻隔，它没有直接传入中国内地，而是先传到中亚，再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国。夏商时期驯化马和青铜器技术传入中国也是这个线路，但这次传入的不是物品或技术，而是一个精神支柱。
佛教的创始人是尼泊尔蓝毗尼一个叫做悉达多·乔达摩的王子（梵文Siddhartha Gautama），后被尊为佛祖释迦牟尼。他看到人间诸多苦难（生老病死），就冥思离苦得乐之法。二十九岁那年，他最终离家出走，在一棵菩提树下枯坐了六年，最后悟道，然后开始传播他的思想。
佛祖在世之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以上这些只是传说。当时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教是一种多神教，实行严格的等级和种姓制。专事祭祀的婆罗门是最高等级，世俗统治者刹帝利为第二等级。此两大高等种姓联合，广大人民饱受欺压，具有反抗压迫的强烈愿望。提倡众生平等的原始佛教于是应运而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把佛教的诞生称为古印度的宗教改革。
虽然佛教在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公元前三世纪）曾盛极一时，但是在印度教高等种姓的反扑之下，以及后来在伊斯兰大军的征服之下，到了十三世纪（中国的宋元时期），佛教在南亚次大陆基本绝迹。但此时佛教早已传遍了亚洲大陆，并于十九世纪重新开始全球渗透，包括印度本土以及欧美大陆。是为现代佛教之中兴。
佛教是一种特殊宗教。广义来说，现代佛教也可算作一种教育。对修行者来说，它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培养。佛教缺乏宗教的基本特性，没有统一的经书和严密的组织。它既是一神教也是多神教，既是无神论也是有神论。这些特征后文将有详述。
佛教有一套繁杂的术语体系，艰深晦涩，比如法印、圣谛、五蕴、六界、正道等等，但究其离苦得乐的具体方法，以白话文表示，可大致总结为三点，第一是安贫节欲，第二是助人为乐，第三是期待来世。
佛教各派系基本都认可这三点，只是侧重点不同。小乘佛教强调个人修行（安贫节欲）；大乘佛教强调普度众生（乐善好施，助己助人）；而金刚乘等密宗教派则以修行和转世最为要紧。
安贫节欲当然是对的，人的欲望太多，得不到就会不快乐。控制自己的物欲和性欲，生活有度，此乃人生快乐之道。乐善好施当然也是对的，助人是快乐之本，分享是快乐之源。
总的来说，这两点都是劝人向善，是一种道德上的劝导，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个思路。孔子强调的就是以礼治国、以德服人。佛祖和孔子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佛祖的卒年大概是公元前543年。
但前文说过，这种道德上的劝导用处不大。人是一种天性追求快乐而又很懒散的动物，简而言之就是人性本恶，大多数人都经不住诱惑，既不安贫也不乐道。但佛教的厉害之处在于第三点，来世投胎。如果你按照第一点和第二点去做，死后就能去天堂，或转世投胎下辈子去个好人家。如果不听劝导，恣意妄行，那就会下地狱。在佛教的术语里，此乃因果报应。按有些教派的理论，因果报应还包含现世报，不必等着死后去天堂，你行善之后就有福报，并且这个福报能惠及你在世的子孙。
这实际上是一种威逼利诱之法，又打又拉，和哄孩子类似：听话就给糖，不听话就让老虎来吃你。后来的各种宗教，凡是能长久流传的，在这方面都相似。诞生于公元一世纪左右的基督教，其天堂地狱之说更为形象。在《圣经》中，地狱是一个“烧着硫磺的火湖”。诞生于七世纪的伊斯兰教，其天堂描述得更加具体，有华美的殿堂、甘甜的水果、绸缎袍子和黄金手镯。
天堂和地狱这些词汇现在路人皆知，但在汉代中国是一套非常先进的概念。中国古人的理念，人死了可能变成鬼，但鬼只能夜间在旷野徘徊，不能上天。古代中国也有各种神话，比如盘古、女娲和嫦娥，但天上永远是神仙打架的地方，与凡人无关。中国土产的思想体系强调的都是今生今世。儒家经典汗牛充栋，从无天堂之说。道家大师则仙炉炼丹，恨不得长生不老，在人间一直活下去。
佛教的天堂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这个天上的世界远高于现实世界。更重要的是，普通人也能上天（人人皆可成佛）。并且如果你在天堂呆腻了，还可以转世再来人间，这就是轮回。所以，佛教理论一引进中国，相对于只有今生没有来世的儒家和道家几乎是降维打击，只一百多年就风靡全国。
当然，佛教在东晋和南北朝的快速传播还有地上的原因。如果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开始（公元184年），到隋灭陈再度统一（公元589年），中国经历了延绵四百年的分裂和战乱。城头变幻大王旗，改朝换代如卷席。生逢乱世，命如蝼蚁，从普通人到帝王将相都是如此。一朝被夺权，很多帝王祖孙三代都被杀绝。
这就不难理解南北朝时期为什么连门阀贵族乃至皇帝都成了佛教徒。现实世界实在太糟了，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大家都需要一个天上的新世界求安慰。南朝的梁武帝萧衍（464年至549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梁武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虔诚的佛教徒。到了晚年，他连皇帝都不做了，三次出家为僧，每次都是大臣们携巨款到寺庙里把他赎回来。为表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包括动物），他还发明了斋戒，谢绝吃肉。但佛教自古并无素食一说。佛家提倡顺性而为，人本性杂食，所以自创立伊始，僧人都是托钵而行，给什么吃什么，不挑荤素。但素食之戒被梁武帝在全国推广，后来成为汉传佛教的特色之一。
亚洲地域广大，佛教派系林立，做法迥异。朝鲜、日本和斯里兰卡的主流派系并无素食之戒，有的派系亦无色戒。密宗教派之一的藏传佛教还以政教合一著称，连佛家不入世的基本教义都抛弃了。这是后话。
佛教之所以在南北朝得到官方推广，在本质上还因为它是一种非暴力的出世之说，其原则之一是不入世（不参与政治）。即便现实世界很糟糕，它也提倡忍，以个人的修行换取来世回报。中国自商周以降，奴隶和平民揭竿而起、反抗压迫的事件数不胜数，推广佛教对统治阶层显然是有利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官方的助推下，佛教在两晋南北朝迅速扩张。梁武帝后期，光是在首都南京就有佛寺上百所，建筑宏丽，寺产丰沃，僧尼超十万之众。和尚有白徒（勤杂人员），尼姑有养女，都过着上等的生活。整个首都地区直接或间接与佛寺相关的人员几乎占到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
中国有成语曰过犹不及，意思是任何事做过头了都不好。佛教在东晋和南北朝的急速生长正是如此。民间钱财和国家财政的很大一部分都流向了佛寺。很多寺庙成了当地最大的地主，底层僧众和佃农饱受剥削。大型寺庙及周边地区依佛法管理，王法不进山门，俨然独立王国。寺产不能征税，僧人也不服兵役和徭役。青壮年竞相入寺为僧，有的家庭甚至把小孩都送进了寺庙。长此以往，国将难以为继。诵经毕竟不能当饭吃，作法也不能抵御外敌。
当时亦有有识之士看到了其危害。散骑常侍郭祖深上书梁武帝，说现在“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十足为害。还有大臣直接攻击佛教的基本理论，此人是梁朝晋安太守范缜。他在公元507年发表《神灭论》，称“形谢则神灭”，神界根本就不存在，地狱天堂纯属骗局。
作为资深佛教徒，梁武帝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能忍的皇帝之一。郭祖深和范缜言论如此大胆，但依然继续当朝为官，《神灭论》也没有被查禁，让人赞叹不已。梁武帝还亲自撰文批驳，曰《敕答臣下神灭论》。但这种论战，就像辩论上帝是否存在一样，都没有什么结果。信则有，不信则无。天堂是否存在，需要死后才能验证，但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就梁武帝本人的结局来看，现世报并不存在。因为沉迷佛事，南梁朝政荒废，国库空虚，梁武帝最后遭叛军囚禁，被活活饿死。
以上是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大致情况。这个来自南亚的小众思潮急速生长，成为了中国大江南北一股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不但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对地方豪强乃至皇权贵族都构成了威胁。
俗话说物极必反，或盛极而衰，大约从五世纪起，佛教势力在中国开始遭到反击，最后演变成由官方（朝廷）主导的大规模灭佛运动，其主要有北魏太武帝灭佛（446年）、北周武帝灭佛（574年）、唐武宗灭佛（842年），史称三武灭佛。加上五代十国周世宗灭佛（955年），佛学界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
北魏灭佛令指责僧人私下贩酒、私藏兵器、淫乱妇女等等不一而足。三武灭佛都是皇家敕令，手段简单粗暴。捣毁寺庙，没收寺产，焚烧经书，强令僧人还俗，金铜佛像一律融毁再造钱币。但佛教的生命力很强，过些年又兴旺起来，然后再次遭遇灭顶之灾。这么反复折腾了三百年，到唐朝后期，佛教在中国北方几近偃旗息鼓。南方情况稍好，但其势力也消停了大半。从此佛教在中国渐渐淡出了社会生活，僧人转而专注个人修行，慢慢形成了以顿悟为特色的中国禅宗。宋朝之后，佛教更是每况愈下，只能算作中国皇家和民间的某种精神花瓶。儒释道三家后来的情况都差不多。中国从古至今都没有一个强宗教势力。
本书是通史，以时间为序，南北朝史理当到此为止，但既然已经讲了这么多佛坛轶事，索性再扩展一点，是为老杨谈佛。
为什么一个劝人向善的宗教，却这么遭人恨，屡屡被灭呢？这是因为他们抛弃了佛祖本来的教导，恣意妄行，终得报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些宏伟的大庙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但从残存的石窟佛像中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当年的狂热，比如敦煌莫高窟（366年）、麦积山石窟（384年）、云冈石窟（453年）和龙门石窟（467年）等等。后来的乐山大佛（713年）更为宏大，把整座山都雕成了一座巨型佛像。上面标注的是开始建造的年份。这些工程都曾有数万人参与建造，延续数十年到数百年不等，有的直到宋朝都未能完工，最终废弃。
佛祖当年贵为王子，迦毗罗卫国的豪华宫殿他都不要了，在一棵菩提树下苦坐数年，连一片遮风挡雨的瓦都没有，为的就是普度众生，减少人间的苦难。但佛教传入中国和东南亚之后，却是佛像和庙宇遍地，金碧辉煌，耗资无数，弄得国库空虚，老百姓的饭食都受影响。这种做法名为传佛，实为忤逆。建造庙宇和大佛的巨额资金如果用作慈善救济，估计全国都没有穷人再饿肚子了。
2006的时候，我在东南亚一带走马观花，参观了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印尼菠萝布透佛塔。据估计需要四万工匠五十年的时间才能建好这个工程。这样的劳民伤财，最终都是灰烬而已。要通过一个物质上的丰碑来表示对佛祖的虔诚是不可取的。佛祖本人早就看透了一切，放弃了王位来度人出苦海。如果佛祖地下有知，他肯定不会高兴信徒们劳命伤财建这么大一个塔来供他。菠萝布透佛塔是世界历史和文化的丰碑，不过就佛祖本人的意愿来推论，这个丰碑表错了情。地球上的佛教遗迹都莫非如此。
一个宗教，如果发展到了让教徒奉献大部分财产，穷尽一生只为祀奉寺庙和神灵，那这个宗教对生产力的发展就是有害的，对老百姓的生活乃至国家的安全也是有害的，这样的宗教就具有相当的邪教性质。在这个方面，汉传佛教其实还不算过分，后来密宗教派的藏传佛教才是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堪称邪中之邪。这一节留待边疆地区史再述。
佛教这么执着于立像是很让人困惑的，因为塑像并不是宗教传播的必要条件。圣经强调不得画上帝。基督教十诫的第二诫说，“不可制造偶像也不可敬拜偶像”。基督教主流教派都只有简单的十字架，但这并不影响其传播。伊斯兰教同样禁止偶像崇拜，清真寺里没有任何真主的雕像或画像。这是可以理解的，世间凡人要去创造并规定神的形象，实属大不敬。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佛文经典，会发现塑像并非佛祖本意。《金刚经》原文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意思是说，世间一切有形体的东西是虚幻的假相。只有领悟了诸相皆空的道理，才可以见佛祖。所以佛家修行强调摒弃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否则都是假修行。《金刚经》还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果一切都是梦幻，巨型庙宇和佛像难道不是吗？
再以著名的《般若波罗蜜心经》为例，节选如下。这是玄奘译本，右边括弧里是白话大意：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深入的修行心经时）
照见五蕴皆空（看到五蕴：形相、情欲、意念、行为、心灵，都是空的）
是故空中无色 （因此空间是没有形相的）
无眼界 （没有眼睛所能看到的界限）
乃至无意识界（直到没有心灵所能感受的界限）
以上《金刚经》和《心经》节选，哪一句是要我们去塑造一个大佛的具体形象，让人去顶礼膜拜呢？这是完全没有的事。大道无形，真理无相。凡立实体塑像的修行都是假修行。
顺便说一下佛教经文本身的问题。如果把各大宗教的经书放在一起，佛经是出了名的晦涩难懂。以《般若波罗蜜心经》为例，它只有二百六十字，全文如下：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以上中文字大家基本都认识，但是合在一起就不知所云。这也是佛教目前最大的问题之一。这些经文很多来自梵文音译，再加上使用古文，造成现代人无法理解。世界各地的佛教派系要团结起来，把《金刚经》、《心经》和《法华经》等主要经典经文做一个标准的白话文翻译，并结集通行全球。这是后话。
目前的考古发现，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公元前的佛像。最早的佛像实物出现在公元一世纪左右，由中亚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所铸造。这枚金币的正面是贵霜国王，背面是佛祖，也可算佛教参与政治的最早实物证据之一。理论上说，这种做法违背佛家不入世的基本教导。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释迦牟尼在世之时并无塑像。佛教从创立之初到公元一世纪，从尼泊尔到印度，五百多年都禁止偶像崇拜。在佛教传入健陀罗王国（Gandhara Kingdom）和贵霜帝国之后，当地居民发明了给佛立像，其地域大致在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印度西北部一带。
我们现在研究公元一、二世纪的早期佛像，会发现其是一个中亚、南亚和古希腊文化的综合体。佛祖头上的圆光显然来自古代中亚的月亮崇拜，而其雕像整体又带有浓厚的古希腊气息。
古希腊雕塑艺术影响到中亚和印度，应该是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功绩。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崛起于公元前四世纪。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起东征，灭了波斯帝国（今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一直打到今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马其顿帝国（Macedonian Empire），面积当时世界最大，战功一时无两。
古希腊的奥林匹斯教是多神教。从大约公元前十世纪起（中国商周时期），古希腊人就有创作各种大神雕像的传统。随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古希腊文化一路向东传播，以至于后来贵霜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就是古希腊语。
贵霜帝国从西方引进了神像，从南边引进了佛教，两相合璧，佛像就是这么发明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佛像艺术的源头之一在古希腊。今天我们参观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的早期作品（北魏时期），都能感受到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亚风格掺杂的痕迹。
东汉年间，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佛像也一并传入。最流行的说法是公元64年（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梦到了一个小金人，然后派人去西域迎接高僧。这个金人应该就是一个小金佛。佛教从进入中国之初就与佛像相关，大家以为这是佛教的本色。这是误会。佛本无相，法本无色，佛像乃西域少数民族之发明。但塑像之风后来愈演愈烈，谁的佛像造得大，贴的金越多，谁就越虔诚。中国佛教后来屡遭灭顶之灾，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以讹传讹的结果。
下面谈一谈佛教经书本身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玄奘大师于唐朝贞观三年（629年）不畏艰险前往印度（天竺）取经的事迹。那时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五百多年，到处都是大佛大庙，但并没有解决什么社会问题，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因信佛而改善。当时佛教派系林立，内斗不休。面对种种乱象，玄奘最后下决心前往佛祖的故乡，希望能取得真正的佛教经典。
玄奘不是第一个西行取经的人，他面临的问题也并不新鲜。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不断有人西行，找寻佛祖的真示。有记载的第一个西行取经人是三国时期的僧人朱士行，时间是公元260年（曹魏景元元年）。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僧人是法显，其出发时间是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他留居印度十年，遍访高僧，最后于412年从斯里兰卡乘船回国。
古代中国僧人西行数十次，带回佛经数百卷，但收效甚微。今天我们几小时就可以飞到尼泊尔和印度，一个手机就可以装下世界所有的经书，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佛像更多了，庙宇更大了，教派争吵更厉害了。佛教经书虽多，但没有一本像《圣经》或《古兰经》那样的经典。佛教也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国际组织，因为佛教各派的行为相差实在太大了，甚至截然相反，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邪说。
当今世界的主流宗教，可能数佛教派系最杂，组织最散漫，行为也最多端。有坐禅苦修的，有锦衣玉食的，有素食的，有杂食的，有持色戒的，有供养智慧女的，美其名曰修欢喜佛。凡此种种，让人惊诧不已。
玄奘大师当时的想法是对的，要制止佛坛乱象、釜底抽薪解决问题，必须取得真经，得到佛祖的真示。但是很遗憾，这个真经并不存在。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佛经都是伪作。
释迦牟尼逝于公元前543年（佛历元年）。那时古梵文尚未进入实用阶段，所以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他的教导全凭口口相传。直到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Asoka of the Maurya Dynasty）组织了佛教徒第三次结集，才首次有了文字记录。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期，距佛祖去世差不多三百年了。
三百年是什么概念？我打个比方，从现在倒推三百年，那还是清朝雍正年间。如果我现在宣称我们家雍正年间有位高人，他有经世治国的真经，但没留下文字，我们家族口口相传了三百年，现在由我手书出来献给国家。这肯定不会有人信。如果我坚持此书为真，很可能会被送进疯人院。
我们不知道佛祖去世的时候是否口述了一本真经，因为佛家一直强调真理不可描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金刚经》的原文是，“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这也是中国禅宗的观点。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假如佛祖去世的时候真的口述了一本真经，但是三百年靠口头传达，这是很难想象的事。如果二十五年算一代人，三百年将经历十二代信徒。三百年太久，我们可以做一个三年的实验，从学校里挑选十二个优等生，先让第一个学生背诵金刚经（全文约八千字），三个月之后请他口述给第二个学生，第二个学生三个月之后再口述给第三个学生。以此类推，三年之后，最后请第十二个学生将他听到的金刚经笔录下来，看看和原文相差多少。
不要说八千字的经书，就是几句简单的话，经过十几个人口头传达，几天之内都会走形得没边。这是常识。
我们不必真的请十二个学生来做实验。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不要说八千字的经书，就是一篇八百字的古文都很难全文背诵。即便勉强背下来，考完三天基本忘光。如果三个月后一定要我复述，那我只能瞎编。这种情况用三百年重复十二次会是什么结果？
所有的佛经都可能是伪作就是这个道理。虽然佛经的开头多有“如是我闻”四个字，意思是我亲耳听佛祖这样说，但这些口口相传三百年之后再写下来的东西，和原述相差十万八千里，还有多少可信度呢？所以不是玄奘和其他中国僧人不努力，经书确实迎回了几百部，但最后基本无用。本文前面引述了很多佛经原文，这些其实都可以删掉。佛教没有可信的经书。佛祖的真示已不可考。这是佛教的硬伤，也是时间的硬伤，基本无可改变。
补充一点，前面提到的首次形成文字佛经的第三次结集是存疑的。佛教第一、二、四、五次结集，各派均有记载，唯独这第三次结集只有南传佛教（上部座佛教）有提及，其他各派均无记载，并且这传说中的第三次结集所形成的经书早已失传，没有实物。如果没有实物，又只有单方叙述，按照史学研究孤证不立的原则，第三次结集只能算作野史或传说。现存最古老的佛经实物是大英图书馆所藏《法句经》残片，语言是健陀罗语，成书于公元20年左右。这离佛祖释迦牟尼逝世的公元前543年已经有五百多年了。
基督教的《圣经》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现存世界最早的《圣经》实物是死海古卷，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70年之间。部分旧约圣经据说成书于公元前十五世纪，距今已有3500年。那时的中东和欧洲没有纸也没有笔，《圣经》是口头传承的吗？《圣经》是怎么写出来的，到底是谁写的？
基督教每当遇到类似难题，就会求助于神的力量。对，圣经是集体创作，其作者可能有四十多人，前后上千年，但这些人都是得到了神的启示。简而言之，《圣经》是神的作品。这就像问世界是怎么来的，很简单，是神创造的。《创世纪》原文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但佛教徒不能这么回答问题，不能说《心经》或《金刚经》是神作，因为佛教从根本上来说是无神教。佛祖释迦牟尼是人，不是神。
1967年，世界佛教僧伽会（WBSC）发表了《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的基本共识》（Basic Points Unifying the Theravāda and the Mahāyāna），一共九点，这里原文照录最重要的前四点：
1，佛陀是我们唯一的导师；
2，我们都皈依佛陀、佛法和僧团；
3，我们都不相信世界是由神所创造和管治的；
4，我们都认同人生的目标是：对所有众生培育无差别的慈悲，为众生的利益、快乐与和平而努力，并培育能导向究竟真理的智慧；
这第三点说得很明确，佛教是无神论。所以，佛经不是神的作品，是人的口述。
任何口述，如果经过了十几代人口头传达三百年，都没有可信度。现代社会不认可任何口头文件的权威性，商业合同、个人遗嘱和法律文书是如此，佛经也一样。
一般来说，宗教有三个基本要素，教义、教仪和教团。教义就是各种经书，教仪是仪式和规范，教团是指组织机构。如果去掉教义，佛教岂不是要寿终正寝？当然不会。没有教义看起来要命，但对于佛教来说，经书本来就没有什么用。伪经流传了两千多年，佛教并没有死亡，还时有中兴之势。
经书并不是什么保证。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但它们内部依然派系林立、纷争不已。同样一段经文，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每个教派的诠释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文字的表达力有限，准确性也有限。语言传播思想，也限制思想。这个世界的问题，包括宗教，并不是语言本身能够解决的。要抛弃这样的幻想，即一本书或者一段话就能让人类永远离苦得乐。世界是两面的，有黑就有白，有苦才有乐。苦难不能被消除，只能被减轻。其减轻的程度，有赖于诸君的努力和修行。
从根本上来说，佛教能延绵千年不绝，是因为善的力量。这种善，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但是，恶也同样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人性是善恶交织的。任何宗教，任何思想，如果它宣扬的是惩恶扬善，就会有无穷的生命力，因为人民群众向往善，向往美好的生活。
虽然佛祖的真实训示已不可考，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得出佛教徒的基本修行准则。佛祖放弃了王位和一切，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普度众生。所以，遵循佛祖的足迹，佛教徒的总体目标也应该是度人，而不是贪图享乐。
首要的问题：佛教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前文引述的《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的基本共识》第四点说得很好，这里不妨重复一下：
“我们都认同人生的目标是：对所有众生培育无差别的慈悲，为众生的利益、快乐与和平而努力，并培育能导向究竟真理的智慧。”
上面这句话简单说来，就是佛教徒应该慈悲为怀，为他人的快乐、世界的和平而努力，并尽力找寻真理。
追寻真理，达至世界大同。这是佛教的终极目标。而积极助人则是达成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帮助别人脱离苦难。然后让更多人把这种善行传达出去。俗话说助人为乐，帮助他人也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助人即助己。
佛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佛祖教导大家如何生活。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宗教，其总体思想就是一个字：度。这个度字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度人的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帮助别人），第二是适度的度。
佛教徒首先要校正自己，适度生活，然后方可度人。物质过于奢华，必定会迷乱心灵。从宏观上来看，地球的资源有限，物欲横流也不利用人类的长期生存。
在个人生活和物质水平上，佛教徒要向低标准看齐。如果你能在菩提树下枯坐，那就不要住在任何房子里；如果你可以租用一间简单的小屋，就不要使用任何套房。
修行，最重要的是掌握度。任何事都要有度而为。有度，一切皆为天堂；无度，一切皆为地狱。以下是一些值得注意的修行原则，与诸位兄弟姐妹探讨：
1，居住方面。这个度因人而不同，但总的原则是不得超过当地的人均居住水平。佛教徒应谢绝使用豪华住所，包括不居住在有游泳池和网球场等设施的豪华公寓，以及出门在外不得住三星级以上的酒店。
2，建筑方面，佛教寺庙要抛弃奢华的仿古建筑，只建造简单实用的房屋。
3，佛教徒要抛弃给佛立像的古代陋习。寺庙应该遵循佛祖之范式，不立塑像。真正的佛教徒只需心中有佛。如果佛教界不吸取历史上数次灭佛的教训，继续以豪华寺庙和佛像为重，未来佛教可能还会再次被灭。
当然，按照有度的原则，如果你一定需要一个实体塑像，不然没法修行，那一个别在胸前的小像章即可，其材质是可以是塑料、铜或者铝制，严禁使用金银等贵金属。
4，行的方面，如果两条腿可以走，就不要使用任何轮子。如果两个轮子可以解决问题，就不要使用有四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佛教徒不应使用中级家用车以上的汽车。乘坐飞机、火车和轮船应坐最低等舱位。
5，衣的方面，简单朴素是佛教徒的基本原则。衣料应为素色。普通的大众服饰即可。不得使用奢侈品牌的衣服、头饰和鞋袜。
6，食的方面，以素食为主。可以简单荤食。不可出入豪华餐馆。禁止吸烟。提倡禁酒。按照有度的原则，节假日和重大场合可以少量饮酒，但禁止饮用高度酒。禁止饮用贵重和奢侈品牌的酒水。
7，性的方面，不禁欲，但提倡节欲。人类是有性繁殖，禁欲乃是反人类行为。此类戒律应该抛弃。但性行为应该和吃饭一样，有度而为。纵情声色显然不是佛教徒应该持有的行为。佛教徒尤其要禁止以职业之便获取性回报。
8，佛教修行者对婚姻和家庭应该持淡然态度，但也不拒绝组成家庭。佛教徒既要强调对社会的责任，也要强调对家庭的责任。佛祖抛弃了妻子和孩子这个故事应该是以讹传讹，并非真事。一个心系天下的人首先必须心系自己的家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佛教徒，尤其是和尚和尼姑等职业修行者，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做法是否值得大家学习，值得社会推广。素食和色戒的表率显然是错误的。绝对素食对人民的身体健康不利。完全不做爱，人类应该如何续存？如果大家都抛弃自己的家人，跑到菩提树下或者山洞里念经，那就会社会大乱，老人和孩子都得不到抚养，谈何普度众生？
9，佛教徒要以实际行动为先。普度众生靠的是行动，而不是念经。
帮助他人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二是精神方面。
在物质上，佛教徒要以布施为己任。佛教寺庙要把宗教场所变成最大的社区慈善场所，让来这里寻求帮助的人都不饿肚子，有基本的遮风挡雨之处。佛教徒，尤其是和尚和尼姑等职业修行者，必要时要把自己的宿舍让给贫寒之士。积极帮助贫寒之士寻找新的工作，以便他们能自食其力。
10，佛教徒可以托钵而行，寺庙也可以接受捐赠，但不可用于私人用途。捐赠得来的钱只可用于慈善布施，以及穷人的基本医疗。
11，佛教场所应该免费进入。度人之地不可以门票敛财。至于香火，一般应该免费。按照有度的原则，不提倡使用大型香火。
12，佛教场所不得供奉佛祖的像，也不得供奉施主个人的姓名和头像。收人钱财，替人祈福消灾，这种行为应该禁止。《金刚经》说得很明确，“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13，精神方面帮助别人，就是要以实际行动教育大家做一个有度生活的人，并以助人为己任，使社会形成一种人人有度生活、个个行善积德的风气。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14，佛教徒要容忍外界对自己以及对佛教本身的批评。对任何批评都要泰然处之，即便是尖锐的谩骂。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坚持和平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批评者使用暴力。
15，虽然不建议直接从政，但佛教徒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监督。保障底层人士的基本尊严这个工作需要国家的力量。政府机构是社会兜底的主要执行者，宗教人士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虽然这个作用也不可小觑。佛教修行者要团结起来，成为民间的救助者，以及国家的监督者。
16，中国儒家有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同样适合佛教修行者。如果在困难的时候希望有人相助，那你就应该在别人困难时伸出援手。己所欲，施于人。
17，如果以上都不甚合意，那佛教徒修行的最后原则是不撒谎。这个世界依靠语言交流。如果说谎，人类就失去了交流的基础。佛教徒在这方面要做出表率，共同营造一个真实的世界。除非面临生命威胁，否则不能说谎。
以上各点仅供探讨。这些建议其实并不特指佛教徒，它也适用于普通人。佛陀就是教育。佛教徒就是一个个普通的、正直的和善良的人。真正的佛教徒并不需要住在寺庙里、穿着袈裟或敲着木鱼，或躲在山洞里每天念念有词。如果还看重这些表面功夫，那就说明修行尚未到家。修行重要的是修心，和每天真实的行动。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有度生活，人生快乐，世界大同。此乃我佛之本意。
杨飞，
2025年2月17日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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