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作品

 

辛亥革命和清朝的终结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之开端。它终结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帝制王权,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自菲律宾共和国之后亚洲的第二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的这个开局相当梦幻。纵观人类历史,改朝换代通常都杀得鱼死网破,血流成河,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劫难。中国从君主制转向民主制,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全国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局部内战很快平息,国土基本保持完整,国家权力以皇帝逊位的方式实现和平交接,并迅速获得了国际承认,此情形史上罕见,令人赞叹。

辛亥革命的和平结局、大清帝国的黯然落幕和中华民国的梦幻开局是革命党、立宪派和大清国皇室多方妥协之硕果,展现了中国人高超的政治智慧。辛亥革命的成功有必然也有偶然,下面简单回顾其前因后果。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软禁光绪皇帝,终止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随后她支持义和团暴力排外,令清军攻击外国使馆,导致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东南六省拒绝听命于朝廷。此大清国内外交困之际、分崩离析之时,慈禧太后痛下决心进行全面改革,立宪法、设议会、废科举、练新军,放松言论管控,扶持工商业发展。

这次改革又称清末新政(1901-1911)。此次改革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同步推进,力度比戊戌变法还大。慈禧太后在晚年自己打脸,勇气可嘉。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来说,其力度堪称空前绝后,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也未必能及。

在大清国皇室和立宪派变革图强之际,暴力革命派也在加紧活动。1905年7月,在日本友人的支持下,华兴会、兴中会和青年会等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名曰同盟会。它以孙中山为总理,黄兴、宋教仁和张继等人负责各部。哥老会和大刀会等传统帮会亦派员参加。同盟会是革命派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它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旨在推翻大清国,并以中华民国为未来国号。

1905年9月,日俄战争结束,君主立宪的日本完胜传统帝制之俄国。这也是世界历史上黄皮肤的东方国家第一次战胜白皮肤的西方大国。大清国朝野深受刺激,正式启动了君主立宪改革。慈禧太后当月即派载泽、端方和徐世昌等五大臣前往日本和欧美考查政治。未几,仿效日本和德国实行君主立宪成为朝廷上下之共识。

君主立宪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必由之路,但在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旧中国实属不易,尤其日本一千多年来都是中国的臣属国。向这种千年蛮夷学习,要是放在几十年前的鸦片战争时期,那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1908年8月,大清国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参见附录文件一)。这是中国第一部宪法,标志着中国正式走上了宪政之路。但纵观此宪法,前十四条都是各项皇室特权,“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皇帝统帅陆海军,并拥有最高行政权和最高司法权,皇权几无限制。

君主立宪有虚君立宪和实君立宪两类,前者以英国为代表,国王只是名义上的元首,主要负责礼仪和握手;后者以当时的日本为代表,天皇有一定的实权。《钦定宪法大纲》没有一条限制皇权的条款,大清国皇帝的权力比日本天皇还大得多。革命派讥讽此宪法为“万年皇权法”,毫无诚意。但此宪法也规定了国民有财产、言论、集会和结社等等自由,这在中国是开创性的,放眼当时世界也属领先范畴。

《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不错的改革方向。但三个月之后,1908年11月,慈禧太后病逝。当时革命派到处发难,英德俄日等在中国四处扩大租界,加紧划分势力范围。此大清国风雨飘摇之际,慈禧太后却把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临死前她毒杀了素有威望的光绪皇帝,让一个三岁小孩溥仪继承皇位。

亲人之间互相仇杀在皇家并不为奇。权力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最大的毒药。古罗马皇帝有一半是被毒杀的,中国历史上为争权夺利而弑父杀子的皇家案例数不胜数,汉武帝和武则天均榜上有名。

大清国的最后三年,从1909到1911,大权被摄政王载沣以及隆裕太后(光绪帝皇后)所掌握。载沣上台时年仅二十五岁,他蛮横专权,把大权都收到满洲贵族手里。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北洋精锐部队,是当时最大的汉族实权派。1909年1月,载沣强令剥夺袁世凯的职位,命其回家养病。随后陆海军和各部均安插满人担任要职,汉族官员多被排挤。

1911年5月,隆裕太后懿旨废除军机处,正式实行内阁制,君主立宪走出了关键一步。但此内阁由庆亲王奕劻担任内阁总理,违背皇族不入阁的世界政治传统,其十三名内阁成员有九人为满蒙贵族,其中七人为皇族。此内阁被讥讽为皇族内阁,名为改革,实为揽权。汉族官员和立宪派对此尤为失望。

这种强行揽权的行为实乃大清国自己作死。清朝开国两百年来,满洲皇族独揽大权,但两次鸦片战争惨败,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横扫半个中国,说明满洲皇族已腐败堕落,无人可用。

大清国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并在同治年间显露中兴之势,主要依靠汉族官员的努力,包括1860年代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叛乱,1870年代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其后是刘坤一和李鸿章等大力推进洋务运动。1900年后则是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人维持局面。罢免袁世凯,组建皇族内阁,得罪了大半个汉族权贵圈,很多立宪派官员开始同情或暗中支持革命党。

紧接着大清国又发生了一起更加作死的事,铁路国有化。清朝末年,湖北、湖南和四川等省的铁路主要由民间资本筹办,或官督商办。1911年5月,清政府突然下令将各省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但拒绝退还集资款,只配发一些国有铁路股份作为补偿。此举得罪了各级官员和商人,以及广大参与集资的民众,导致多起抗议游行事件。革命党人趁机煽风点火,各地抗议逐渐升级,史称保路运动。

1911年9月7月,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向游行示威队伍开枪,三十余人毙命,史称成都血案。此举激发了各地更激烈的反抗。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王天杰、龙鸣剑等率先在四川仁寿县和荣县发动武装起义。9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这是辛亥革命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地方政权。

眼见四川局势失控,朝廷急令部分湖北新军(新建陆军)入川平乱。武昌新军被调走了三分之一,革命党人在湖北的机会来了。

武昌起义的发动者是湖北本地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原名振武学社),其骨干多有留学日本或本地会党背景。文学社的首领是蒋翊武和刘复基,共进会的首领是刘公、孙武和焦达峰。从1909年初开始,他们各自在湖北和湖南新军中发展组织。到1911年中,已有数百名士兵和下级军官入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联合会议,决定于10月6日发动新军武装起义。会议通过了临时军政府人员名单,共进会首领刘公(刘仲文)总理政务,蒋翊武为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并电湖南共进会首领焦达峰,约定长沙同日发动起义。后焦达峰称湖南方面准备未足,起义遂推迟至10月16日。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自制炸弹,不慎引发爆炸。巡捕闻声而至,当场抓捕六人,并收缴了武昌起义的旗帜、印章和花名册。刘公逃入法租界,蒋翊武翻墙逃出城外。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全城搜捕革命党,当天即抓捕了数十人。

10月10日晨,起义骨干彭楚藩、杨洪胜和刘复基三人被斩首,人头被挂在武昌城楼示众,史称首义三烈士。瑞澂下令严禁新军士兵出营,并收缴了部分士兵的武器,集中至军械库。10日当天,清政府军警继续搜捕,兵营里人人自危。

起义最多一死,被抓捕也是死,一些计划起义的士兵于是准备放手一搏。10日晚七时半,第八镇工程营哨长(排长)陶启圣前来查夜,发现班长金兆龙、士兵程正瀛(均为共进会员)荷枪而卧,上前就给了金兆龙一耳光,厉声质问“尔谋反耶?”两人随即扭打起来。金兆龙大喊:还不动手,更待何时!程正瀛举枪就射,陶启圣应声倒地。这就是著名的武昌起义第一枪。紧接着又有三名军官持手枪闻声而至,程正瀛连发数枪,又击毙两人。

夜半枪响,军营大乱。第八营的熊秉坤趁机鸣笛,率领数十名士兵正式起义,冲出兵营奔向楚望台军械库。第二十九标的蔡济民和第三十标的吴醒汉率兵紧随其后。武昌的革命党人迅疾响应,当晚在楚望台集合的有千余人,但群龙无首,情形混乱,因为起义的领导或死或逃,一个都不在。熊秉坤只是一个班长,蔡济民和吴醒汉只是排长。情急之时,第八营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

夺取了楚望台军械库,起义军随即攻打总督府。湖广总督瑞澂基本未作抵抗即从后门逃走,躲到了楚豫号兵舰上。在不远处的陆军第八镇司令部,师长张彪欲率部反击,见瑞澂跑路,张彪也随后撤离。11日凌晨,起义军控制了武昌全城。

武昌起义的成功具有相当的偶然成分,当晚的场景就像一场乱哄哄无组织的士兵暴动。在准备阶段,因意外事故,其领导或死或逃,眼看起义无望,但此时湖广总督采取高压手段,逼得部分士兵铤而走险。

因为武器被收缴,所以大家在枪响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奔向楚望台军械库,兵力迅速集中。攻打总督府时,他们又遇上了贪生怕死的总督瑞澂。当晚起义士兵约两千人,不到武汉新军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大部分新军其实并没有起义,如果瑞澂拼死抵抗,胜负恐难预料。

1911年10月11日下午,起义军会同武汉各界在咨议局大楼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湖北军政府)。熊秉坤和吴兆麟等自认为军阶过低,难以服众,遂推举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湖北谘议局局长汤化龙为民政总长。军政府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号中华民国,并通电全国,敦请各省响应起义。

黎元洪对士兵友善,素有名望,但他是立宪派,并不赞同革命。起义当晚,他先是准备弹压,后来躲进了手下参谋长的家里,直到第二天被强行请出担任都督。起初他消极怠工,一言不发,外号人称黎菩萨。但起义文告和通电都署名黎元洪,两天后他只得参加造反。

汤化龙当时是湖北咨议局局长,属体制内大员。他是大清国立宪派首领之一,1910年曾被选为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议长。武昌起义前他刚从北京回来,请求速开国会,但全无所获,憋了一肚子火,所以他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不请自来,主动参加造反。

武昌起义两天后,大清国即派陆军大臣荫昌调军前往镇压,并令萨镇冰率海军舰队到武汉江面支援。清军的主力是北洋陆军,其主将冯国璋和段祺瑞依然暗中听从于袁世凯。清政府万般无奈,于10月14日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但袁世凯不为所动,称病不出。

10月22日,湖南长沙新军在焦达峰和陈作新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宣布湖南独立。焦达峰自任都督。湖南新军随后分三批前往支援武昌,史称湖南援鄂军。湖南是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两天后,陕西和江西也宣布独立。

眼见形势危急,清政府于10月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领水陆各军。袁世凯这才同意出山。10月28日,同盟会首领人物黄兴和宋教仁赶到武昌。黄兴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统领起义军各部。

10月28日深夜,山西新军在姚以价和阎锡山的率领下发动起义,当即占领太原全城。山西宣布独立。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儿子陆光熙以及全家十多口人被起义士兵乱枪打死。

10月29日,驻直隶滦州的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扣押了发往武汉的军火,并联络伍祥祯、蓝天蔚和卢永祥等高级军官发出通电,提出 “十二条政纲”,敦请限制皇权,速开国会,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否则兵戎相见,史称滦州兵谏。

滦州兵谏是由清军的嫡系部队发动的。这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合行动。这十二条政纲类似最后通牒。滦州离北京只有两百多公里,京城顿时一片慌乱。

10月30日,摄政王载沣以宣统帝名义下罪己诏,自责“施治寡术,用人无方”,承诺两年之内实行宪政。同天下诏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因谋刺载沣被判终生监禁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等人被释放。

就在宣统帝罪己诏发布的当天晚上,10月30日晚,蔡锷、刘存厚和唐继尧等在云南昆明发动新军起义。蔡锷时任清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领。部分忠于朝廷的清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云贵总督李经羲原本同情革命,他下令停止抵抗,后被蔡锷礼送出境。清军在云南的最高长官、第十九镇统领(师长)钟麟同被斩杀,其首级被挂在城楼示众。云南是第六个宣布独立的省。

危急之下,大清国再次求助于袁世凯。11月1日,摄政王载沣下令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组建新内阁。是日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火攻汉口,汉口城区被烧成废墟。起义军退守汉阳。

11月2日,大清国颁布《宪法重要信条》,全文十九条,史称十九信条(参见附录文件二)。它规定皇权须以宪法为限,皇室的经费需经国会批准,重大决策权都在国会,包括调动军队。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实际被废止。自甲午战争以来,立宪派梦寐以求的理想得以实现。按照十九信条,皇帝将是虚君,中国的政治制度将与英国类似。

大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之中决定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放弃皇帝的各项特权,力图保住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朝廷。只可惜为时已晚。如果在一年之前颁布这十九条,不搞皇族内阁,大清国还可能有救。现在已有六省宣布独立,大批立宪派和汉人官员都已倒向革命党。

在黎元洪和汤化龙的策反之下,大清国海军司令萨镇冰于11月11日称病出走,舰队由海筹号巡洋舰舰长黄钟瑛代理指挥。黄钟瑛当即宣布海军反正,脱离大清国政府,加入起义军方面作战。

虽然大清国形势危急,但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训练有素,是当时中国最强军队。六万北洋军强攻武汉。武昌新军原不到一万,起义军虽号称五万,但大都是新招募的平民,既无经验也无斗志。所以虽有黄兴坐镇,还有海军相助,但奋战月余依然不敌。11月27日,清军占领汉阳,起义军退守武昌。

汉阳失守当天,黎元洪在都督府召开军事检讨会。黄兴建议放弃武汉,驰援南京(一说建议者为日本参谋萱野长知)。此建议遭多人反对。共进会首领之一的张振武大喝曰,“武昌乃首义之地,我辈当与城俱亡,倘再有言退者,即杀之。”当晚,黄兴和汤化龙等乘船去往上海,黎元洪第二天撤至武昌郊外的葛店,前线总指挥暂由蒋翊武和吴兆麟代理。

眼看武昌岌岌可危,清军却停止了攻击。12月1日,在英国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的调停下,清军和起义军达成《武汉地区停战协定》。这是一个重要节点,标志着武汉战事基本结束,辛亥革命进入谈判阶段。

武汉保卫战又称阳夏之战。这是辛亥革命中持续时间最久、伤亡最惨的一战。清军伤亡约八千人,起义军(又称革命军或民军)伤亡约四千人,另有平民死伤难以计数。停战后,武汉郊外有集体大葬坑二十九处,安葬尸首数千具,有姓名者不足百人。

武汉之外,辛亥革命第二惨烈的战役是南京之战。11月20日,已独立的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地的起义军组成江浙联军,兵力近三万人,由原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任总司令,发起了攻克南京之战。

此战异常激烈,江浙联军和守城清军在幕府山、雨花台和紫金山等地反复争夺近十天。清军以机关枪和野战炮居高临下,占有火力优势。江浙联军最后以敢死队突击,于12月1日凌晨攻占了紫金山天堡城。敢死队队长、联军司令部参谋叶仰高等多名军官战死。12月2日,联军占领南京。江南提督张勋率千余清军突围而走。是役双方伤亡近万,起义军最后惨胜。

南京之战是辛亥革命最后一战。此战四省起义军齐聚,显示了强大的联合作战能力。从此直至清帝退位,国内大部保持和平。

江浙联军攻克六朝古都南京,对清政府和袁世凯是一个沉重打击。它使得北洋军攻占汉阳变得意义不大。至此东南独立的五省连成一片,南北对峙大局已定。辛亥革命的中心开始从武昌移至上海和南京。

北洋军在11月27日攻克汉阳之后按兵不动。有人说袁世凯是故意留着武昌不打,以便讨价还价。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如此。汉阳失守之时大清国已有九省宣布独立。至起义军攻克南京,中原十八省已有十二省独立。应该说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海军也已经反正,舰炮控制了武昌江面,北洋军渡江遇阻。

即便攻下武昌,接下来要怎么办,让北洋军一个一个省去和起义军拼命?这显然不现实。滇军、粤军和江浙联军,个个都是难啃的骨头。如果袁世凯真的拼命打垮起义军,最后也一定会两败俱伤。北洋军是袁世凯最后的资本,他肯定不会这么做。

随着战争延续,北洋军和起义军在后勤上都尽显疲态,双方都打不动了。为了给清军筹饷,隆裕太后动用了自己的私房钱,甚至变卖了沈阳大内的古董和瓷器。

其实和历史上很多战争相似,北洋军和武昌起义军是边打边谈。早在10月27日,黎元洪就以“全鄂士民”的名义致函袁世凯,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并称“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11月9日,黄兴亦致电袁世凯,称只要袁赞同共和,即举袁为将来的大总统,“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11月10日,袁世凯的私人代表刘承恩和蔡廷干渡江来到武昌的湖北鄂军都督府。这是南北双方首次接触。黎元洪力劝袁世凯反正,“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11月13日,袁世凯返回北京,奉旨组建新内阁。三天后内阁名单公布,十一名阁员只有一人是满族(理藩大臣达寿),另蒙古族一人(海军大臣萨镇冰),其他的全为汉族。至此朝廷大权尽归以袁世凯为首的汉族官僚集团。

11月15日,已独立的上海、江苏和福建三地的代表在上海成立“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这是江浙派和武昌派争夺临时政府组织权的开端。

11月16日,孙中山在英国伦敦回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表示愿举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其电原文:“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亦善宜。”

11月30日,已独立各省的代表在汉口英租界举行首次会议。12月2日,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武汉停火协议签署的第二天,12月2日,袁世凯在上海《时报》发文,呼吁以保留君主为前提进行南北和谈。原文节录: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

袁世凯语气诚恳,说的也有道理。革命党人坚持建立共和国,但大多数国民习惯了千年帝制,对共和并无理解。现在“十九信条”已让皇帝成为虚君,大权将归人民(国会),所以君主立宪并无不妥,因为革命的最终目的也是让权力归人民。

当时的世界局势,君主立宪是主流。欧洲大陆只有法国和葡萄牙是共和制,其他国家多为君主立宪,包括英国和德国。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很难说谁更先进。一个国家应该选择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缺乏宗教信仰,保留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可以作为心理安慰。皇帝虽无实权,但在政坛变幻之时能作为一个最后的稳定器。皇室以后退居深宫,这个稳定器也花不了多少钱。

国家分裂是当时的紧迫问题。受武昌起义的影响,蒙古已宣布独立,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驱逐了大清国军队,俄国对新疆虎视眈眈,满洲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是部分革命党人对此无动于衷。当时湖北鄂军都督府的铁血十八星旗只代表中原十八省,他们筹划的共和国并不包括西藏、新疆和蒙古地区。

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纲领其实很有问题。如果承认民族平等,汉人可以驱逐鞑虏,其他民族也可以。在中原,满人是鞑虏;在西藏,汉人就是鞑虏。

这篇文章还指出,以前还有满汉分立、民族歧视,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参见新组建的汉人实权内阁)。如果汉人掌握实权,皇帝是满族也并无不妥。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应当分享政治权利。最重要的,边疆地区均效忠清朝皇帝,君主立宪将避免国家分裂,带来南北和平,人民也能掌握实权,为什么不好呢?

以袁世凯此文来看,至少到12月初,他依然竭力主张君主立宪,也就是保留皇帝。但革命党人的首要目标是要把皇帝拉下马,推翻满清王朝。南北和谈将是一场艰巨的谈判。

12月7日,隆裕太后谕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与南方起义各省谈判。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议。袁世凯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唐绍仪,黎元洪推举的伍廷芳为南方全权代表。

这里要重点提一下1911年11月9日由湖北都督黎元洪签署发布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以下称《鄂州约法》。鄂州是指湖北省。这部法律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第一部共和制宪法,也是中国第一部地方自治法。鄂州约法全文七章六十条,其第二十二条原文如下:

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续举时得连任;但连任以一次为限。

这一条只有二十五个字,但意义重大。这是世界首创,第一次明文限制政府首脑的连任次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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