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孩子有严厉的和放任自流的。极端的两个例子是老舍和傅雷。楼适夷在《傅雷家书》序言中这样描述傅雷管教傅聪：“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是否坐得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
而老舍教育孩子是另外一个极端。老舍曾经说，他不要他的孩子们有什么大出息，只有他们自己过得快乐就行，至于长大了，男的去拉黄包车女的去当舞女都行。实际上傅雷的孩子傅聪，老舍的孩子舒济舒乙长大后都多有做为。完全不同的教育方法都能教育出优秀的孩子，我们为什么不采取那种宽松一点的呢？
我数学很差，本来是考不上大学的。但是1988年的高考数学非常的容易，我打了115分（满分120），我就考上了湖南财经学院。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1988到1992我的4年大学生活都乏善可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89年5月的政治动乱，那次动乱到6月4日天安门事件结束。好象是1989年4月初胡耀邦去世，学生开始运动。然后又加上了反腐败的口号。人民日报也支持学生。我们湖南财经学院大规模的参与是4月25日。我记得24日学校的广播不同寻常的在晚上8点响了，学生会和院团总支通知大家明天全校师生一起在大操场集合去市里游行。大家连夜制作各种标语。第二天全院倾巢出动，数千人一起游行去了省政府。来到五一路一看，5公里长的五一路都被各高校学生占领，挤的水泄不通，指挥交通的都是学生，警察都不见了。湘潭大学和中南林学院等外地的学生很多还是连夜从外地步行来长沙的。上午10点，省政府广场前已经挤满了学生，有很多武警。过了一会儿，武警也不见了，
大家一起冲进省政府大楼，占领了广播站，湖南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开始在省政府播音。我没冲进去，因为前面人太多，实在挤不进去。进去的同学回来说很多办公室里茶都还是热的，人都不见了。
后来很多同学串联去了北京。后来我们就开始罢课。外地的同学都回家了，整个学校5月底基本上没人了，
留下的同学多数是在打麻将和扑克。后来学校开始劝我们复课，说只要我们重新上课，绝不和大家秋后算帐。
6月4日那天，北京天安门事件结束了这次动乱。大家又开始上课。不过从4月到6月我们基本上就没读什么书，老师们也知道，
所以基本上考试题都告诉我们了， 全班没有一个人不及格。
8月暑假的一天，一个闷热的夏夜，我在寝室里和没回家的同学聊天。突然，收音机里又传来一个更加让人震惊的消息：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宣告灭亡。我们都呆呆的坐在那里，谁也没说话。 |
王朔说得有点过头，但是我也有同感。很多小学中学老师都是很粗暴和凶恶的，助纣为虐的还有那些未老先衰的班干部和少先队干部们。我小学唯一当过的干部就是少先队小队长，但不到一个星期就因违反纪律被撤职。我本来是一个野地里长大的野孩子，连幼儿园都没上过。1977年突然要上小学了，上学的第一天我赖在地上哭了很久，
就是不愿意去上学。我现在想来，那是因为自由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从此就要生活在一个强权和管制的世界里了。这样的学校是让人变态的。我记得在三甲那个农村大队小学，中午我们是要强制午睡的。同桌的两人轮流在桌子和板凳上睡觉，睡不着也要你强行睡，否则就要挨罚。我有一次实在是睡不着，偷偷的慢慢睁开眼睛，监督睡觉的班长在讲台上圆睁火眼金睛看到了，大声说道：杨飞你细细的睁，我就细细的抠！一个淳朴的农村孩子不到半年就变成了一个小党棍。